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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离

  从艺术家如何处理虚拟影像与现实关系的角度来考察,过去一度成为主流的镜面反映式或直接对抗式态度,被一种与现实刻意保持的游离状态所取代。艺术家选择用一种更为迂回的,有时是隐喻式的手法与现实共处。在某种程度上,有点类似卡尔维诺笔下那个树上的男爵,通过保持必要的距离来“看清尘世”。当然,这种游离状态并非是在2010年以后出现的一种与过去全然断裂的新姿态。作为一种创作方法论,游离,过去也一直被某些艺术家有意无意地在自己的创作中使用。但在新生代影像艺术家身上,游离的另外一层含义被不断地强调——脱离相对安全的集体或依附物,主动选择一种单枪匹马的漂泊状态。这种选择背后的诱因,有对集体意志的有意摆脱或者出于一种对自由随性的追求。但更为重要的因素在于,他们面对的是一个被影像全面攻占的世界。他们想要对抗的不再是某个具体权威,而是一个由无数屏幕构成的镜像迷宫。因此,对于新一代的影响艺术家而言,他们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在社会的围合空间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过去那种结成群体的生存策略已不足以解决他们面临的危机。只有在对集体和现实的主动游离中,与现实事件,与历史遗留,与商业依赖,与大众观看机制保持“必要的距离”,才能保持清醒地思考。

  但是,站在 “必要距离”之外,并不代表他们刻意躲避现实。艺术家试图用影像来营造一个独立于现实又与现实互为梦境的平行世界。这个虚构的世界带有鲜明的个人经验,看上去或精致,或魔幻,或虚假,或讽刺。它与现实的关系就像橱窗内的景观设计与玻璃上真实街景的倒影的关系。一个人为设计虚构出来的世界与现实的倒影在屏幕上虚假地叠加在一起,让观看者在屏幕的反射中辨识出自己的倒影,在橱窗的倒影中重新看待现实,同时检视自己。例如,艺术家梁半的《繁星》,最开始出现了一幅由各国国旗组成的色彩绚丽的画面,渐渐地,这些鲜亮的色彩开始黯淡、隐退,最后只留下漫天的繁星,和屏幕外的我们。

  今天的影像艺术家面对的是一个“全民影像”的时代。影像技术的简化与普及,让大众只需要动动手指,就可以成为一段影像的创造者,并获得在某个公共平台上播放的权利。大众既是影像生产者,也是影像观看者。但这种观看更多的时候是一种透过屏幕不假思索地沉浸式地观看。因此,影像艺术作品的检视能力显得尤为重要。艺术家需要唤醒沉浸中的观众,让观众重新看待观看影像与物质屏幕之间的关系,进而意识到影像与现实的虚假交叠关系,在影像作品的屏幕面前实现自我检视。

  无论是与现实保持必要距离的游离,还是脱离同盟,从个体化经验出发的游离,都指向了对新现实处境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