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的好友张颂仁和高士明在中国美院开会,提出“三个艺术世界”的论述。大意是说构造了今天的中国艺术的三个平行而交叉的世界是:“全球性的当代艺术”、“社会主义传统”和“传统文人美学”。我在2000年写过《中国牌之我见》那篇文章中指出的三种基于中国刻板印象的中国牌实践,也基本上是这三种。所以我对Johnson强调,我们的艺术世界应该是四个,因为始终存在着一个广阔的叫做“民间”的世界。你的那三个艺术世界都通过这个“民间”来会通和交换。

来自陕西华县的皮影艺人参与2017年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演出来自陕西华县的皮影艺人参与2017年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演出

  中国艺术自古有文人雅致艺术与民俗民间艺术之分合——二者既分又合,互相渗透和过渡。现代以来引入西方艺术,新时期以来又涌现实验艺术。当前,以格局而论,可谓三足鼎立:经过革命化改造的西式艺术占据全国美展、各地官方美术馆的主流;传统文人艺术在学院和画院系统都还很有力量,民间收藏活动兴旺;而实验艺术更多占领国际舞台,风生水起,近年来也引起新一代国内收藏家的关注。这三股力量各自秉承着有所区别的评判标准,这种多种艺术标准并存的情形,是社会转型期的典型特征。然而,价值标准不能长期分裂,他们之间的磨合和对话,最终必将通过重新谈论“民间”来完成。

  中国自古有“民间”一词。《史记·孝武本纪》:“民间祠尚有鼓舞之乐,今郊祠而无乐,岂称乎?”,这是“礼失而求诸野”的典型剧情。柳宗元《乞巧文》:“灵气翕欻,兹辰之良,幸而弭节,薄游民间。”苏轼《书琅玡篆后》:“得旧纸本於民间,比今所见犹为完好。”。两千年来,“民间”的语义未曾停止过嬗变,也未曾停止过激励和滋养雅致的艺术。这个民间,是Lower Class,是Folk,但更是in common people,或者说Among the people。是人间。

  中国的知识精英,和底层一直保有深刻的联系。中国社会从汉朝就开始警惕血缘贵族的形成,采用举荐制来从底层中选拔优秀人物进入国家管理阶层。到隋唐科举制形成,这套机制更加成熟。国家的公务员来自耕读传家的农民或地主阶层,官员退休告老之后归田成为乡绅。费孝通先生曾经深刻论述其意义。民间和精英的关系,从未完全断绝。大量被各级科举淘汰下来的文人,或是无心仕进的文人,散布在乡间。这些人参与着民间祭祀的典礼、各种碑铭文告的书写、法律文书的起草、戏剧的创作、工艺的发明、技术的改进、医药和救济体制的维持。甚至于闺阁女子和方外僧侣,也在参与着诗词书画的创作。因此尽管汉字难学,但识字与否,并没有成为割裂精英阶层与民间的绝对门槛。民间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为价值标准。历朝历代,都有出身寒门的士子从底层脱颖而出,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改变着家族的命运。而统治者对于民间状况的采集也从未间断,从周代就已经建立完整的采风系统。《诗》三百篇,大部分的篇幅是“风”。可以说,这个“民间”,有别于中世纪欧洲的贵族和愚民之不来往,这个“民间”是一个不断孕育精英,又吸纳精英的丰富的母体。甚至于每当文明遭受坎陷,每一代文艺复兴的发动者,总是会回到“民间”这个母体,来寻找秘藏的基因。他们会借着整理国故,思考再出发的机缘。汤因比所惊奇的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正在于此。

  二百年来,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也就是张颂仁所说的传统文人,正是重新发动了这么一场通过重访“民间”来进行自我更新的过程。这些饱读四书五经的文人,在面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挑战之时,一方面是往前冲去拥抱现代性——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现代性的重要选项。另一方面,不管是倾向于自由主义的一支如蔡元培等人,还是倾向于社会主义的一支如李大钊等人,却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民间”。可以说,他们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共同发动了一场“向下看的革命”。几代知识分子,转身向下、向内,去重新阐释何为传统中国。在这个重新阐释的过程中,很大的一部分工作,就是重新发现了一个“民间中国”。可以说,几代人,用一百多年的努力,重新想象,并重新构造了今天我们称之“中国”的意象。这一想象与重构的过程,至今都没有完成。

  为了弄明白这个问题,我开始查查查,列出一个类似于大事年表的东西,算是网络资料罗列。但是,我们能感到一种能量。是的,不息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