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者和敦煌研究院员工打排球守望者和敦煌研究院员工打排球

  在敦煌待得越久,越敬畏,就越不敢开口

  “老师好!”见到不认识的穿着制服的讲解员走过,刘鑫主动冲对方打起了招呼。

  “别叫我老师。”讲解员害羞地笑着走了,透出西北人特有的淳朴。

  刘鑫是“文化守望者”项目的10名志愿者之一,是武汉大学研二的学生。作为这个项目的重头项目之一,志愿者们在经过十天密集培训(专业讲解员的密集培训期一般为一个月)之后,于5月18日到6月10日要进洞上岗,为游客提供讲解服务。在志愿者眼中,除了带队培训的边磊,每次跟随他们讲解的各位讲解员都是他们的老师。

  经历了第一天的高度紧张、开不了口、社恐等问题,三四天后,有的志愿者们渐入佳境,而一开始因过度紧张而不敢开口的部分讲解者也逐渐得到了提升,从中获得了很多心得体会。

  志愿者之一牛佳耕第一天带了一个团,总共讲了近两个小时,远远超出规定的75分钟的时长。牛佳耕说他带了一瓶水,但从头到尾都来不及喝。

  尽管从游客的角度,反响不错,但牛佳耕意识到,时间太长也是有问题的。“我一开始就是有点面面俱到,另一个讲解员老师告诉我,其实并不需要面面俱到,每个洞窟都要有重点,有省略。”于是,牛佳耕开始有意识地做每条路线重点的规划,这样会有助于他复习。为了节约在洞窟内的时间(在洞窟内时间太久,可能会造成二氧化碳超标的问题),从第二天起,有的次要内容他在洞窟和洞窟间的沿途就直接讲述完毕。

  讲解时需要大量知识储备,记忆这一关是让一些志愿者颇感头疼的问题。但牛佳耕有他自己的方法,他说自己最不喜欢死记硬背,他的做法是,当分配的线路定下来之后,他就有意识地寻求不同洞窟间的逻辑关联。比如有的线路是按照初唐、盛唐到晚唐这样的时间顺序,知道了一个朝代,就会知道一个朝代的洞窟壁画、塑像的特点。

  在带团讲解时,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由于旅游团众多,当志愿者带着一个团来到某个洞窟前的时候,很可能会发现里面正有一个团,而且有的洞窟面积不足以容纳一个以上的团的时候,就会需要考验讲解员的调度控制能力。有的志愿者会利用在外面等待的时间讲这个洞窟的背景信息讲完,有的志愿者如罗依尔则发明了自己的小窍门,就是主动和游客玩快速知识问答的游戏,考考游客在上一个洞窟中学到的知识点。

  通过讲解,志愿者们也逐渐意识到,面对形形色色的游客,讲解员并不是简单的信息传输,还需要考验自己组织协调管理的能力。比如牛佳耕说他对中国的游客采取的是“恩威并施”的做法。“昨天有一个游客,勾着栏杆要去摸。那时我马上就很严肃,我说根据文物保护法等等规定是不能摸的。大家一看我严肃了,马上就规矩了。该严肃的时候就得严肃。”

  志愿者刘鑫遇到过一些情绪比较激烈的游客。一次在他讲解藏经洞的时候,因为涉及到当年外国人用白菜价买走中国珍贵文物的历史,团中有几个年轻人由于涉及到民族情绪,说出了比较激烈的言论,这个时候带他的老师告诉他,遇到这种状况,一定赶紧不要再说这个话题,不然气氛会被他们带走。“我还遇到过一个导游,还没进洞前就跟我说,我们这个团队要赶火车,希望可以压缩讲解时间。带我的讲解员老师就告诉我,75分钟是只能多不能少的。因为不是只有一个团,如果讲少了,对其他游客就不公平了,所以还是要按照自己的节奏。”

  也有志愿者则表示,由于在敦煌待得越久,反而更不敢开口。从第一天上岗,张平说她还没完全克服不太能开口的问题。“很怕讲的时候对人家不负责任。还有就是待得越久,就越对这个地方心存敬畏,就怕自己的讲解承载不起背后厚重的历史和艺术。”

  另一位越来越对莫高窟心存敬畏而反而不敢讲的是孟庆芝,是一名56岁的退休中学教师,也是团队中年纪最大的。“我越来越不敢开口,因为我敬畏它。学多少是多少吧,我享受学习的过程。”孟庆芝说。

  通过在敦煌的这些天,来自北京的孟庆芝更清晰地意识到,她从讲解员以及当地人中间看到了在大城市久违的缺失的那种人性的本真。“我问一个讲解员小妹妹,如果有游客问到她不懂的问题的时候,她会怎么办。那个小妹妹很坦然地说,那就坦诚地告诉对方,我回去把问题弄清楚,可以留一个联系方式。还有我去问路的时候,他们会掏出一张纸条告诉我。我觉得这就是传承。”

  刘鑫一天带完一个团后,不禁有点小得意,因为他带团参观藏经洞的时候给游客们讲了一个笑话,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个笑话是他从发给他的材料里看到的,正好用到了讲解中。“那个时候僧人也是要读书的,小沙弥要学写诗。藏经洞里记载了小沙弥的作业,作业里,小沙弥就讽刺来带他修行的老沙门,讲的是老沙门带他去禅窟里坐禅苦修。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小沙弥看见老沙门从禅窟里走出来,头上粘了稻草。说明老和尚在苦修的时候,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