昼夜托雷多,2017,火药、帆布,260 cm x 600 cm昼夜托雷多,2017,火药、帆布,260 cm x 600 cm

  而今,蔡国强已获得了在世艺术家能够想象的大部分名望——1999年,他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并以作品《威尼斯收租院》获得金狮奖;2008年,他担任北京奥运会闭幕式的视觉特效艺术总设计师;同年,他的个人回顾展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举行;2013年,“农民达芬奇”在巴西三城的展览共吸引到一百万观众,其中在里约热内卢的展出成为当年全球观展人数最多的在世艺术家展览……他不想让自己过得太舒服,不想给别人留下举重若轻、胸有成竹的印象——也不愿承认这一点。跳出舒适圈、挑战自己、寻找创作的新可能性是他接受此次与普拉多美术馆的合作的重要动力。

  “绘画的精神”也是普拉多美术馆1819年建馆以来首次委托在世艺术家举办个展。在美术馆前任馆长米格尔·苏格萨·米兰达眼中,蔡国强是极为恰当的合作伙伴,“通过当代的视角,让艺术从历史的残骸中重生。”多年以来,蔡国强的创作一直在绘画和爆破之间徘徊,而这次展览,在普拉多美术馆与古代大师直接交流,对于艺术家而言也是追逐绘画之梦的一次绝佳机会。

  “其实找前辈对话,对我来说有时候是很难的。比方说我做《天梯》,在黄浦江上做《挽歌》,这类室外爆炸项目,或者做《撞墙》《草船借箭》,这些装置作品。我个人认为,就算是那些大师看了也会感到,这个哥们挺牛的,”蔡国强绽开笑容,仿佛有点不好意思,“但我故意去找他们,和他们一样画画,其实我是自己去撞墙、去碰壁去了。我是明知困难而为之,因为现在的艺术家过得太舒服了。”

  在艺术上做个“坏孩子”

  “其实我也很渴望失控的,但又很怕真的出事。喜欢出事,经常心里想,搞不好这次真的会出事,但是没有出事。”

  用难以控制的火药,创作精心设计的作品,在破坏中创造——这对蔡国强来说从来都是一个走钢丝般刺激又冒险的事。他把这比喻为“民主”和“独裁”之间的摇摆挣扎:民主在于火药自由释放的能量,独裁在于艺术家根据自身的复杂情感给火药提出美学上的要求。他说这个过程虽然看上去很焦虑,但相反也是一种幸福,“很多画画的人没什么可焦虑的,不知道自己在画什么,他的问题便窄了。我真的是有很多问题的,一个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来了,一直在难题里挣扎,但这个其实是好的状态。”

《黑色仪式》(左)和《望云》,蔡国强把这个角落留给刚刚故去的亲人《黑色仪式》(左)和《望云》,蔡国强把这个角落留给刚刚故去的亲人

  蔡国强会谈起小时候看到父亲在火柴盒上画故乡的绿水青山,很多年后回去,他才发现真实的故乡并没有这么美。现在,他常常会带着父亲的火柴盒,去全世界参加展览,点燃火药,他也将火柴盒追溯为自己艺术创作的起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通过父亲的火柴盒,他看到了艺术本身的意义所在。通过点燃火柴,他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蔡国强认为自己站在一个大叉的交汇点上,用孩童般的双眼打量上方的宇宙、星空和看不见的世界,再伸手向下抓住艺术史和童年时代开始的对绘画的热爱。他的艺术世界就在这两端构成的边界内活动,当绘画到了一定程度,觉得自己过于局限于细节,把自己的格局做小了的时候,他就撒开手脚去做那些大型装置项目,在宏观和微观之间来回往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