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梯,2015年6月15日,泉州惠屿岛天梯,2015年6月15日,泉州惠屿岛

  这个在泉州出生长大的艺术家自童年开始好奇星空,好奇那些看不见的力量,在芜杂的民间传统和信仰中找到安身立命的生命之锚,又呈现出一副无论何事都来者不拒的姿态。在每个国家做项目之前,他都会去附近的寺庙、清真寺或天主教堂礼拜祈祷,他笑称这是临时抱“神”脚——你既可以说这是一种尊重当地文化的礼貌之举,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地道中国人毫不陌生的生存智慧。蔡国强说,他的“宇宙”不光是太阳系、银河系、宇宙大爆炸这些科学概念,还包含了风水、气、生肖这些更“人性化”的面向。他经常问他那些孜孜不倦地研究宇宙和星空的科学家或哲学家朋友:“你为什么热爱宇宙?是因为在星空上有所表现,能拿诺贝尔奖,还是因为你对宇宙有着身体本能上的情感,把宇宙当做故乡一样在寻找?”

  虽然这是个问句,但他自己显然属于后者。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大脚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大脚印”

  蔡国强有一句名言:“艺术可以乱搞。”对他来说,乱搞不是指毫无章法的胡作非为,而是适当地抛开大道理和大理想,切实地把艺术做出来。在《蔡国强:我是这样想的》一书中,他告诉作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当代艺术家往往将“想到”置于“做到”更高的位置,艺术成了论述发表的媒介和社会理念的彰显工具。但在他看来,观念先行的创作态度并不可取,“做到”才是艺术。那么艺术的美学、技术或知识价值,到底哪个面向更重要呢?

  “这是我说的吗?我一般不说什么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些学术上的词。”在被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问到这个问题时,蔡国强无意讨论这些充满预设的概念,但承认自己的确非常在意自己是否能在创作中“做到”。“艺术家要防止成熟,我就不喜欢看成熟的艺术,我喜欢朴实的情感。对我来说表现说教、成熟的感觉是要警惕的。”

  蔡国强一直很喜欢格列柯,对他而言,格列柯就像一面镜子,从中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对看不见的世界和神秘性的追求,对家乡文化的顽固情感,作为“外来者”的“游牧民”精神……也是这种感同身受,将他带到了普拉多美术馆。对于古代大师艺术荟萃的普拉多美术馆来说,迫切需要面对一个问题——即如何面对当下。这个问题对于艺术家来说也是一样的:即在当今,为什么要做艺术、怎么做、做什么。

  蔡国强认为,绘画在当下这个时代是件不容易的事。当摄影技术的普及令图像充斥着人们的生活,人类社会再也无需依靠绘画和雕塑去记载史实时,绘画的意义何在?“如果画画还有意义,那就应该从绘画的精神去寻找。与其说我的展览呈现了绘画的精神,不如说我的展览在寻找绘画的精神。”

蔡国强在普拉多美术馆,他身后是委拉斯凯兹的《宫娥》,画面中部是画家本人的自画像蔡国强在普拉多美术馆,他身后是委拉斯凯兹的《宫娥》,画面中部是画家本人的自画像

  现在的蔡国强对自画像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他在准备“绘画的精神”个展期间画了一幅自画像,而在目前正着手准备的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个展中,他计划把其中一整个展厅都用来展示自画像。他认为,画自画像就是认知自己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对于一个经常需要面对他人言说自己的人来说,这或许反而不是件易事,他特地让助理把他之前在公共场合中谈及自己的部分全部整理出来。而当真的被人问起自我评价时,他笑着说觉得自己是个挺好玩的但又有些矛盾的人,矛盾之处在于什么事情都只做到适可而止,而内心明明期望自己“更厉害”,“不是说做到更好——这个词不好——是可以更狠一点,更彻底一点,更极端一点。”

  这也成了他对年轻艺术家们的期许:“昨天我们在上戏放映(纪录片),(我)鼓励孩子们要做‘坏孩子’,在艺术上大家要做‘坏孩子’。”

  改造社会不是我做展览的理由

  但鼓励别人成为“坏孩子”的蔡国强并不像一些同辈的中国艺术家那样在政治主张上充满直来直去的挑衅和攻击力。事实上,他经常与政府合作(比如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29个焰火脚印、上海APEC闭幕焰火、巴黎塞纳河上的《一夜情》),也不避讳在这之中的妥协,这会让人质疑他是否还保有艺术家的独立思辨。许知远就曾问他:全球资本主义宫廷的艺术家,你会喜欢这样的说法吗?

  蔡国强直言,改造社会不是他做展览的理由:“我是有感触才会做得好。就像奥运会,是因为我想挑战这件事情,喜欢把我的大脚印留在奥运的上空,让世界看到。我还是有一种个人主义的色彩的。当然,它是帮助这个社会或者这个民族或者这个时代留下点什么。但不是说树立一个大旗,号召大家向那个大旗冲啊,不是那样的。”

  “艺术不是用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更多是用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自己的问题解决好了,社会问题才会有希望。”他的回答非常节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