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报观察记者 刘春华

  6月12日,成都市武侯法院公布一起近日审理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名肺癌患者在等待治疗过程中不幸死亡,其家属状告成都某医院索赔68万余元,但法院没有支持家属的诉求。

  程某、程某甲、程某乙、程某丙起诉称,他们系患者赵某的配偶、儿子。2016年12月,患者赵某在成都某医院检查诊断为肺癌,随即入住该医院接受放疗、制模、定位、放疗计划、复位等相关治疗,但在放疗手续拿到加速放射科时,医生告知需要排队等候电话通知后方才进行治疗,于是赵某及原告四人为了等候放疗在成都市租房居住三个月,期间多次到该科室咨询治疗时间,医生均告知需要等候电话通知。

  2017年1月下旬,患者和家属在久等无果的情形下多次要求退还制模防护服和相关资料,另寻医院放疗,加速机房医生告知资料不能退还给家属,并告知放疗时间快了,等候通知,患者在等候过程中于2017年3月死亡。

  程某、程某甲、程某乙、程某丙认为,某医院在放疗过程中存在严重过错,该过错直接导致赵某死亡,某医院应对赵某死亡而致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于是,四人将某医院诉至武侯法院,请求判决某医院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交通费、护理费、误工费、住宿费等共计68万余元。

  被告某医院辩称,患者于2017年1月入住医院肿瘤科,入院初步诊断为肺癌,在医院治疗期间,医院的治疗行为符合诊疗规范,原告所述患者和家属在成都租房三个月等候放疗治疗与事实不符,患者的死亡与自身疾病有关,医院已经尽到了注意义务和告知义务,且双方均在两份医患沟通表上签字,患者家属也表示同意并签字,原告称是由于医院未尽告知义务,侵犯其知情权,剥夺其自主决定权导致患者生命权丧失,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缺乏依据,被告不存在原告所述的不符合医疗规范的行为,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某医院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后查明,赵某因胸部不适而于2016年年底确诊为肺癌。从2017年1月,赵某在某医院完成制模、初次计费、定位、放疗计划、复位等前期工作,并于2017年1月月底入住某医院住院治疗。

  之后,医院在与患方进行沟通时表示,患者为局部晚期肺上沟瘤,建议先行同步放化疗,再考虑有无手术指征。如不行化疗,可能影响疗效。程某甲代表患方签署了“了解病情,不考虑化疗”的意见。次日,某医院在与患方进行沟通时表示:“出院的危险性及继续治疗的必要性。。。”。程某甲代表患方签署了“了解病情,自动出院先行放疗”的意见。同日,赵某出院。

  几天后,患方前往某医院要求退体架及相关资料,并表示另行找医院进行放疗。医院告知患方因各医院之间的放疗计划系统不同、设备不同,医院对患者所制定的放疗计划、体膜、体架等无法在其他医疗结构中使用,故不能退还,但可退费。此后,医院将相关费用退还患方。2017年3月,赵某死亡。

  武侯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赵某因病前往某医院进行治疗,在入院后,某医院已经将赵某的病情及拟采取的治疗方案告知患方,并告知患者继续治疗的必要性。患方在了解病情后,先后表示不考虑化疗,并要求自行出院。虽然患方表示出院后将先行放疗并在出院后要求某医院退还体架等相关资料,在某医院告知无法退还的理由后,某医院也将相关费用予以退还。至此,赵某在某医院的本次治疗行为终结,赵某无论在此后继续在某医院治疗还是在其他医疗机构治疗,均属新的治疗行为。

  某医院在向赵某告知病情、治疗方案、继续治疗的必要性后,已经尽到告知义务。赵某此后终结治疗的行为,系其在了解病情后的自主选择。故在赵某死亡后,其继承人以某医院侵犯知情权为由要求某医院进行赔偿,理由不能成立,对此本院不予支持。

  对程某、程某甲、程某乙、程某丙所述赵某在出院后多次询问放疗的时间,无证据予以支持,法院不予认可。

  综上,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所有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