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北京市调研指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全国都要充分发挥社区在疫情防控中的阻击作用，把防控力量向社区下沉，加强社区各项防控措施的落实，使所有社区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
人在哪里，疫情防控重心就在哪里。疫情防控期间，从生活到防疫，从物质到心理，从空间到时间，社区成为多数人全天侯的守望和依托。这场全民疫情阻击战，成都4357个社区（村），就是4357个阻击“阵地”。让所有社区成为防疫堡垒，既是紧迫的疫情防控任务，也是现实的社会治理“考题”。如何通过加强社区治理从而强化社区的疫情防控堡垒作用，助力早日打赢疫情阻击战？
疫情当下，一个完备的社区治理体系，能够加固社区疫情防控堡垒作用。
城乡基层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各个社区、各个小区防控好了，全社会防控才有更扎实的基础。社区虽处基层，但往往涉及组织、民政、发改、财政、住建、人社、司法等多个分管部门，工作千头万绪，疫情来临时，更需要有一个体系完备、统筹指挥的社区治理体系。在成都，除了各级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还有完备的社会治理体系为疫情防控赋能。
成都市2017年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市委社治委，作为统筹城乡社会发展治理的专门机构，到目前已有效运转两年多，积累了一定社区治理经验。此次疫情“大考”中，成都在社治领域构建的市、区（市）县、街道（乡镇）和社区四级运行体系，通过统一指挥、激活各社区人、财、物等资源，成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防控网络坚实的制度保障和执行保障。
党建引领增强社区战斗力，是疫情防控的坚强保障。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越坚强，社区的战斗力就越强。严格落实落细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各项举措，实现地毯式追踪、网格化管理、无死角防范，都需要战斗力作保障。党建引领下，广大城乡基层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宣传排查、病员防控、清洁消毒、路口查守、保障服务等方面所做的大量细致工作，换得了广大群众的配合和支持。如在成都金牛区和郫都区，经过多个社区工作人员细致耐心做工作，上百名有过湖北等疫情高发地区旅居史及与疫情高发地方人员接触史的人员，主动上报相关信息，减少了潜在风险和隐患。只要执行力强，把防控落地做实，即使在疫情严重地区，也能创造出“奇迹”。如湖北黄冈三里畈镇有8.6万常住人口，但只有确诊病例1人，创下了黄冈疫情最轻纪录。
扎实做好信息摸排等社区治理基础性工作，是疫情防控的坚实基础。社区既有大量常住居民，也有不少流动人员。掌握常量，清楚变量，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在成都，针对4357个社区（村）、58197个小区（院落），建立小区“一院一档”“一房一户”台账，每日更新房屋出租信息，滚动摸排，做到房东、租客情况“两清楚”，同时通过社区充分发挥社会宣传动员功能，对外地户籍、湖北等疫情重点地区、近期来蓉返蓉人员、居家隔离观察人员等重点人员底册动态管理进行全覆盖，前后进行了三轮地毯式滚动摸排，通过32万余名基层人员筑起了一道社区防疫“长城”。截至2月20日，成都市累计确诊病例143例，累计出院71人，疫情逐渐平稳向好，这与缜密做好社区摸排等基础工作密不可分。部分社区还借助科技手段高效摸排，与疫情赛跑。如成都高新区芳草街街道及时开发微信小程序，通过技术跑路，让摸排快速涵盖辖区人员。
坚持科学分类治理精准施策，是疫情防控的关键。疫情防控是一个系统工程，对于有着1600多万人口的特大城市来说，防控好疫情，不仅要严防死守，更要讲究科学精准施策。当前，正是疫情防控胶着对垒、复工复产的关键时期，成都针对不同区县、不同社区、不同人群的实际情况，在科学研判疫情形势、稳步防控疫情大前提下，充分尊重社会多元化、多样性，进行规范化管理、精细化治理、人性化服务，严禁层层加码，擅自封闭小区（院落）、单元、楼层、住户等行为。比如在流动人口较多区域，以防输入为重点做好防控工作，在有确诊病例小区，则以防止内部交叉感染为重点做好防控工作。针对居家隔离观察人员，通过社区与医务人员积极配合，做好对象随访以及生活物资代买、日常事项代办等服务工作，确保隔离人员严格居家隔离、正常生活。而对于老年、残疾人群，则充分发挥社区的宣传动员功能，在确保其刚性服务需求的前提下，引导其少出门，有效控制风险。对于生活困难人群，加强关心关爱，定期探访，温暖人心。通过这些举措，不断增强群众的安全感，逐渐引导社会回归理性、城市回归有序，尽可能减少疫情对群众正常生活的干扰。
以疫情防控为契机助推基层治理现代化，正当其时。
社区稳，则城市稳。疫情是社区治理的试金石。一场疫情，就是一场社会治理能力的“大考”。大到一省一市，小到乡镇社区，凡是疫情防控得好的地方，多是治理能力强，动员能力强的地方。反之亦然。不可否认的是，此次疫情爆发后，一些地方出现了小区业主不让医务人员回家、小区对返程居民围堵禁入、防控人员闯入民宅砸麻将机打人等做法，执行简单化、防控扩大化，看似“硬核”，实为懒政；貌似负责，实为诿责。它干扰了社会运转秩序，甚至越过了法律的边界。其本质，暴露了治理能力的不足。
因此，疫情也是社区治理的助推器。此次疫情，凸显了理顺社会治理架构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如果各地以此为契机，打破部门壁垒、信息孤岛，从提升社区基层的依法治理能力、社会动员能力、专业服务能力、社区营造能力等几方面入手，促进社区综合应急管理能力的提升，将有助于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这场社会治理的“大考”还在进行中，期待更多探索，期待更好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