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光路/文

  时光倒流一百多年(1903年),正是农历癸卯年、大清光绪二十九年。四川“大比”之年又到,将在成都热热闹闹“乡试”。

  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始于隋大业三年(607年),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止,在中国延续近一千三百年。美国学者克拉克说:“以科举考试为核心的中国文官行政制度的创立,是中国对世界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有的西方学者还称之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今天的成都,当人们经过车水马龙的天府广场时,有多少人知道百年前这里曾是全省庄严肃穆的“乡试”之地?那我们不妨进入时光隧道,回到1903年四川癸卯年最后的一次“乡试”,—睹封建王朝科举制度之奇形怪状。

  [一]考秀才

  鞋袜挤落

  光脚板应考

  考试分三级:院试、乡试、会试(及殿试)。能登上顶峰中“进士”,确像俗话说的:“真是祖宗坟上长了弯弯树哟!”绝大多数读书人白胡子一大把,仍是个“童生”,“年已七十还是童,真是长寿;到老八股还未熟,不愧书生。”

  童生要经县试、府试两次预考,录取后才有资格去院试考秀才。四川童试,三年两考。各县考生先在县衙门的礼房报名、编号,填写身家清白及不是娼优隶卒出身。都得头戴红帽,身穿长套,脚蹬靴子,再穷也要缝件家机布的套子,这是当时规矩。试官提前一天到考场,平常仪仗常用蓝统伞,也改用红伞,表明朝廷科举大典,必须隆重。

  考生半夜三更进考场,考试前辕门牌示:几更几点放头炮、二炮、三炮。头炮大约在夜半12点钟,过半点钟放二炮,午夜1点钟三炮响毕,考场开门。试官坐暖阁监督,童生们鱼贯而入,点名取卷后写文章。

  1983年,清末秀才朱必谦86岁时,回忆他参加巴县科考难堪情景:考生一窝蜂喧嚷挤入,他被挤落鞋袜,只好打着光脚板应考,惹得旁人嗤笑不已。

  县试、府试正值夏天,每次连考五天。场中不时“咚咚”地击鼓传点,以示时刻和催人交卷。县试五场,每场考完都要发榜,榜上有名才能入下场考试。五场考完,一两千人的考生就只剩五六十人了。按旧规,终场考生每人要缴二百钱在考棚内聚餐;能拈这顿伙食的,也算英雄豪杰了。

  县试、府试都过了,就有资格参加院试考秀才。这时已是冬天,号舍四面无窗,寒风刺骨。考场内随时有衙役们巡视呵斥。三牌后,就有考生因风寒难耐出场了。

  院试的院考大人是由京城来的钦命提学使监考,不受地方制约,很威风。有年重庆来的提学使是湖南瞿鸿机,四品大员出任学差,脾气极大。适逢天上下雨,地下烂泥,考生考前看号牌时拥挤,有个考生竟跌伤致死。瞿鸿机把名册一扔,不复点名,大骂晦气。

  那时考试也有人作弊,常见的是“夹带”。清末书坊把《四书五经》上各题目做成格式化文章,印出袖珍版《小题文府》,很容易夹带;还有人将文章密密麻麻写在内衣、内裤、手巾上;也有临时请人代作文字勾通差役传递场内;也有富家子弟干脆以金钱买得前几名的;还有直接请“枪手”混入堂号代考的。巴县考场有次逮着一个“枪手”,官府让他跪在东辕门侧“枷号示众”。

  经过县试、府试九场及院试两场,数十日的辛苦,如能咬紧牙关考完,侥幸中个秀才,也算“一领青衿”了。

  之后,秀才们就可以赴省城参加乡试,考举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