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5月27日拍摄的出土于营盘山遗址的粟（左一）。新华社记者刘梦琪摄“营盘山遗址为中国的黄土堆积分布区，土质土壤条件适合北方旱作农业，这可能也是吸引从北方来的先民在营盘山留下的原因之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陈剑告诉记者。
研究团队经过对颅骨形态特征的研究，发现两人的遗传特征与先秦时期广泛分布于甘青地区的“古西北类型”人群在颅面形态上最为相似。
种种迹象暗示，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与“古西北类型”相似的人群就已经生存在营盘山遗址周边地区，他们很可能与从西北黄河上游向南迁徙于西南山地岷江上游地区的人群存在密切的关系，通过频繁的人群交流互动，对横断山区藏彝走廊的古文化产生重要影响。
专家推测，5000多年前，黄河上游随着气候干冷化趋势的加强，出现了大面积的干旱，粮食歉收，既有农业条件支撑难以为继，已然承担不了不断增加人口的生存繁衍所需，于是，一部分人群开始顺着河谷地带向南迁徙，寻找更加合适的生存地。终于，他们在山林之中，找到了一个理想场所：这面被岷江环绕的台地地势开阔、面水背山、起伏平缓、土地肥沃、气候宜人。
于是，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在此开始交汇融聚，催生出新的古蜀文明果实。
堪以佐证的是，营盘山遗址还出土了大量具备明显仰韶文化晚期和马家窑文化特征的彩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测试表明，彩陶的化学成分更接近黄土高原仰韶文化及马家窑文化腹地出土的彩陶器物，而素面陶的化学特征显示出与本地黏土更为相似的特征，更大可能表明素面陶为本地自产而彩陶来自外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