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按照改革“时间表”,今年将在上海市、浙江省启动试点,两地分别出台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方案,从2014年秋季新入学的高中一年级学生开始实施。试点要为其他省(区、市)高考改革提供依据,以便到2020年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9月4日中国政府网)

  盼望着,盼望着,在社会各界的翘首期盼中,高考改革方案终于揭开了面纱。仔细研读这份《实施意见》以及媒体的相关梳理解读,应该说,无论是十项举措还是五大任务,这其中的干货着实不少:譬如外语一年考两次,其他科分散考、成绩“6选3”,都有望克服“一考定终生”模式的弊端;又如明年起取消体育、艺术等特长生加分项目,不仅顺应了民意,而且走在了整个改革的前面,有助于促进高考的公平、公正。

  但需要指出的是,高考改革不仅涉及考试形态的变化,也包括录取方式的调整。虽然说,此次改革方案中对于“如何推进录取公平”多有着墨,不仅重申要“继续实施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和“国家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也提到“部属高校要公开招生名额分配原则和办法,合理确定分省招生计划,严格控制属地招生比例”。但由于后者只是原则性的定调,并没有拿出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案和“路线图”,所以对于方案的实施效果,目前恐怕还不宜过早乐观。

  毕竟,这些年来高考改革之所以难有实质进展,关键就在于各地对于高考名额的比例分配始终达不成一致,而这背后涉及到巨大的利益博弈。以此次被选为试点的上海市和浙江省为例,众所周知,两地无论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还是教育质量上都较为接近,然而,多年来一些部属名校在沪浙间的招生比例却显得极为不公。

  就拿2014年高考来说吧,浙江省的考生人数是30.86万人,而上海市仅有5.2万人,前者几乎是后者的6倍。而复旦大学在两地文理科的计划招生人数(不含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医科生)分别为43人、46人,浙江反倒比上海少了3个名额。也就是说,今年上海考生进复旦大学的机会是浙江考生的6倍多。难怪在浙江,我们经常能听到有考生抱怨,“要是我生在上海,考个某某牛校根本不成问题”。

  不可否认,高考体制有许多面向,但招生比例、高校名额的公平分配无疑是其中的核心所指,也是各方争论博弈的焦点。这个问题若是得不到合理的解决,其他改革也就可能流于形式。

  说起来,公平分配也不难,只需按照各省考生人数的比例为基准,适度考虑其教育质量的差异进行调整即可。问题是,这势必会激起京沪考生的反弹。不过,既然“2017年录取率最低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缩小至4个百分点以内”的方向已经确定,那么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如何将其化为具体的指标并加以落实,逐步缩小各省间的录取率差,尤其是名校的录取率差。对此,公众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