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龄剩女不是问题,农村剩男才是真正危机

  举一反三

  最终承担中国男女性别失调后果的主要人群,往往是农村男性青年。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18年年末,从性别结构看,男性人口71351万人,女性人口68187万人,总人口性别比为104.64(以女性为100)。按照总人口数量来计算,中国大陆男性比女性多出3164万人。14亿人,男女人数有3000万的差异,看起来并不多,但是更关键的是男女差异的年龄结构。 

  农村男青年成性别失衡恶果的主要承担者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60-64岁性别比为100.03,该年龄段是我国男女性别比例最为平衡的阶段。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群,性别比例失衡逐渐加大,到了00后出生的时候达到顶峰。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7年各年龄段男女性别比数据显示,在1994年以后出生的人群中,我国男女性别比已经突破110。其中,20-24岁性别比为110.98;15-19岁性别比为117.7;10-14岁性别比为118.46;5-9岁的性别比为118.55;0-4岁的性别比为114.52。

  也就是说,中国的年龄失衡主要集中于正在进入婚姻的年轻人群中。在“90后”年龄段,性别比已经突破110,而到了“00后”则更加夸张,性别比最高达到118.55——大约18%的男生无法配对到同年龄阶段的女生。

  而且,在统计数字揭示的年龄结构性问题外,还有中国年轻人的性别失调,地域上的结构性问题。

  现在城市里高知识、高收入的大龄女青年的婚姻问题,是社交媒体的常见话题。这是因为城市女青年生活在城市中,得到的关注多,有更强的话题设置能力。

  相比之下,农村里面因为贫穷娶不上媳妇的年轻男性,却在社会视角之外。但他们造成社会问题的能力却未必小。

  很多人认为,男女性别比例悬殊不是一个问题,因为男性可以找任何年龄的女性,自己年龄段的性别比例失调,只需到更小年龄层的人群中去寻找配偶即可。

  这种观点是非常错误的,男性向更年轻年龄段寻找配偶的时候,会挤压这个年龄段的男性,如此循环,比例失调的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更何况,在与自己年龄相当的女性中找不到配偶,又凭什么能找到更年轻的女性呢?

  实际上,年龄挤压未必存在,真正存在的,是有钱、有资源的男性,对相对弱势的男性青年的挤压。那么,在城乡分化依然存在的情况下,整体上看,就是城市男青年对农村男青年的挤压。

  所以,最终中国男女性别失调后果的主要承担者,往往是农村男性青年。而令人感叹的是,重男轻女观念严重的往往是农村。所以,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些农村男青年的父母,当年一手造成了他们现在的困境。

  剩女是群体问题,而剩男是一个阶层问题

  男性到了结婚年龄,性生理需求没法解决,可能促成性交易行业潜滋暗长。非但如此,未婚男青年对女性的需求,还会导致贩卖妇女、甚至跨国贩卖妇女产业的发展,犯罪率增高。

  城市大龄女青年往往是因为要求高,不能达到自己预期而未步入婚姻,她们不会对社会有什么抱怨。剩女是一个群体问题,但并不是一个阶层问题。

  相形之下,农村男青年因娶不到老婆,发现处于社会底层的自己在婚姻上没有竞争力,很可能心生不满,从而走上破坏社会的犯罪道路。从这个角度看,剩男是一个阶层问题。

  所以,中国社会需要警惕性别失调的阶层分化后果,积极应对。

  消灭重男轻女现象是长期的任务,城市化、第三产业的兴起,都有助于这个过程。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自2006年以来,中国男女比例失衡状况逐年缓解,男女比例已连续12年下跌。数据显示,2011-2017年,男女人口数量差从2011年的3401万人,减少到2017年的3266万人。而到了2018年末,中国男性只比女性多出3164万。这种性别失衡的恢复,正是因为经济转型、城市化进程,使得男女的差别变小,人们对孩子的性别也就不再那么执着。

  尽管观念的改变、人口比例的恢复是个长期过程,但这仍需“日积跬步”式的努力。短期来看,大规模引入移民等可缓解性别失调的方案,显然也值得研究。

  [编辑: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