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印的时代
江口沉银遗址目前已被确认为大顺三年（1646年）杨展与张献忠江口大战的战场遗址，文献中对这一历史事件多有记载，2017年以来的考古发掘也基本证明了遗址的性质。江口沉银遗址发现的大量财物主要为张献忠历年征战中所获，特别是大西军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以后，陆续攻占湖北、湖南、江西以及广东、广西的北部，并于崇祯十七年入川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大量的财物当为张献忠在这个时间获得。而金印作为遗址中发现的最高等级的文物之一，无疑与这一历史事件相关。
此前的考证中各方认为印章主人可能是与江口沉银发生同时代的张献忠、李自成、李定国、孙可望等人，但鉴于该遗址出水文物来源广泛，大量文物的时代为明代中晚期；[1]另不排除部分文物时代更早，一直保存至明末。故有必要把金印放到大顺二年之前更长的时段去认识，以确定其时代。“永昌大元帅印”从其形制及文字看，应当说有比较明确的时代特征。
首先，该金印为虎钮，将虎钮普遍用于印章的是明代及南明的将军印。《明史·舆服志》“武臣受重寄者，征西、镇朔、平蛮诸将军，银印，虎钮，方三寸三分，厚九分，柳叶篆文”。[2]如崇祯十六年铸的“荡寇将军印”即为伏虎钮，银质，方形，边长10.4厘米，与金印基本一致，印的字体为柳叶篆；[3]其后南明也继承了明代的形制，多枚将军印均为虎钮。广西玉林发现的永历六年“平东将军印”，铜质，印身为三层台式，钮与“永昌大元帅印”同为立虎，印面正方形，边长10.09厘米，字体为柳叶篆（图二）。据于凤芝考证为孙可望本人印，孙可望曾为张献忠账下“平东将军”，孙可望复大西军时称号，表明其继承张献忠遗志；[4]广西发现永历三年“援江将军之印”，铜质，印身为三层台式，蹲踞状虎钮，底边长10.2厘米；[5]贵州道真县发现永历二年“规秦将军之印”，铜质，印身为三层台式，虎钮，边长10.9厘米，印背刻“以铜代银”，显然南明永历政权因财政困难故以铜代银；[6]另浙江长兴也发现过南明永历三年郑鸿逵“靖虏将军之印”，铜质，虎钮，边长10.9厘米。[7]从以上发现看，“永昌大元帅印”无论从虎钮还是其尺寸都与明代和南明的将军印类似。
图二 广西玉林“平东将军印”同时金印文字做九叠篆文，与明代将军印的柳叶篆不同。但是明代官印常用的字体，成化时陆容所著《菽园杂记》云：“本朝文武衙门印章，一品二品用银，三品到九品用铜，方幅大小，各有一定分寸……篆文皆九叠。”[8]另《明史·舆服志》记：“百官印信……俱直纽，九叠篆文”[9]。据张金梁研究，明代之前的宋辽金元，叠篆已经出现，但对叠篆的叠数没有规定；只有明代明确规定了官印必须是九叠篆文。从目前考古发现情况看，不仅明代和南明，在大顺政权、大西政权的官印均使用了明代的九叠篆文，在印章的形制方面也基本上继承了明代的制度。[10]大西政权建立后，文献载“追收全川文武印信，改铸七叠印文”[11]，后晓荣等认为今所见大西政权印章都是确系“七叠印文”，[12]但事实上这些印信均应采用了“九叠篆”，张金梁认为“九叠篆”的“九”是确切之数，其中独体字及上下、上中下结构的字，从上至下必须要有九条横出现。[13]而大西政权的印章中的一些常用字“印”、“官”“司”等与明代印信并无区别，当为九叠篆，而非记载的“七叠印文”。
综上所述，该金印的时代当为明代至南明时期，包括明末农民军的诸政权，印章继承了明代将军印的虎钮及尺寸，同时采用了明代官印的九叠篆文。
“永昌大元帅印”（文物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