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永昌大元帅印”是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发现的等级最高的文物之一，对该印章时代及主人的确认对判断遗址的性质以及相应的历史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印章形制及文字内容的考证，笔者认为该印章即为明末农民军领袖张献忠本人于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在湖广区域征战期间制作。张献忠自封为“永昌大元帅”符合当时的形势，也表达了对政权“永昌”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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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a。方明、吴天文：《彭山江口镇岷江河道出土明代银锭—兼论张献忠江口沉银》，《四川文物》2006年第4期；
b。冷志均：《彭山县江口镇岷江河道出土明代银锭》，《四川文物》2006年第1期。
[2]《明史》卷六八《舆服志》，第1662页，中华书局，1974年。
[3]南波：《关于荡寇将军印》，《文物》1978年第2期。
[4]a。于凤芝：《广西出土九方南明“永历”官印考》，《文物》1998年第10期；
b。于凤芝：《“平东将军之印”考》，《南方文物》1999年第2期。
[5]同4[a]。
[6]a。王其珍、潘言敏：《贵州道真县出土南明将军印》，《文物》1985年第8期；
b。曹锦炎、王小红：《南明官印集释》，《东南文化》1992年第1期。
[7]同6[b]。
[8]（明）陆容：《菽园杂记》卷一五，第186页，中华书局，1985年。
[9]《明史》卷六八《舆服四》，第1662页。
[10]a。后晓荣、程义：《明末张献忠农民军用印初探》，《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年第6期；
b。罗福颐：《李闯王遗印汇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第1期。
[11]（清）阙名：《纪事略》，《晚明史料丛书》，第43页，中华书局，1959年。
[12]同10[a]。
[13]张金梁：《明代朝廷玺印研究》，《中国历史文物》2008年第5期，文章中对其它结构的字体的九叠如何书写亦做了介绍。
[14] 张金梁：《明代朝廷玺印研究》，《中国历史文物》2008年第5期。
[15]《明史》卷六八《舆服志》，第1663页。
[16] （清）毛奇龄：《蛮司合志》卷七，《丛书集成续编》，第57册，第338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
[17]（清）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一〇，第225页，中华书局，1985年。
[18] 扎西次仁：《甘孜州发现大西农民政权的一方鉴金铜印》，《四川文物》1984年第4期。
[19] 同10[a]。
[20]（清）钱轵：《甲申传信录》，第104页，上海书店，1982年。
[21]《明史》卷一《太祖本纪》，第12页。
[22]《明史》卷三一〇《土司列传·湖广土司》，第7985页。
[23]《明史》卷三一二《土司列传·四川土司》，第8056页。
[24]《明史》卷二七九《吕大器传》，第7143页。
[25] （明）谢蕡：《后鉴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室编：《明史资料丛刊（第1辑）》，第1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
[26] （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二《刘汝国传》，第220页，中华书局，1962年。
[27] 《明史》卷三〇九《流贼列传·李自成》，第7959页。
[28] （清）李学裕：《肥乡县志》卷二《事纪》，第25页，雍正十年。
[29] （清）钱轵：《甲申传信录》，第101页。
[30]《明史》卷二四二《程绍传》，第6283页。
[31]（清）杨鸿基：《蜀难纪实》，附于段玉裁编：《富顺县志》卷五《乡贤》，乾隆四十二年。
（本文原载于《四川文物》2018年第3期，作者李飞为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发掘副领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