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治理模式和发展方式
《行动计划》同时提到“平安成都”建设和创新城市内涵式发展方式，余澳认为，这是城市治理模式和发展方式的两个重要方面。
成都探索党建引领的社区发展治理与社会综合治理“双线融合”机制，建立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联动机制。通过推动城市治理重心和配套资源向基层下沉，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他认为，与“三社”相比，“五社”增加了社区志愿者和社区公益慈善资源，为社区治理注入了更多的人力和资源能量。这改变了“三社联动”模式中政府单一“输血式”的资源投入模式，拓宽社区资金获取路径、弥补政府资金短缺的不足，并且增强社区自身活力和能动性。
“这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倡导的道德标准和价值理念，放在当下大力实现共同富裕的背景下来看，也是起到了重要导向作用。”余澳表示，这将有利于撬动市场力量参与社区治理，也将有效引导资本规范有序发展，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
“创新城市内涵式发展方式，本质上就是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我的理解，内涵式发展方式是更注重城市发展的质而不是量，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体现，将更加有助于满足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余澳认为，这就需要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因此，成都一方面要通过科技进步提升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内生增长；另一方面还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积极促进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包括传统的土地、资本、劳动、技术、管理要素和新增的数据要素。
以土地要素来举例，农村用地改革将迎来新机遇。2015年起成都市郫都区就作为全国33个试点单位之一，率先推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成都承担的改革试点任务，交出了一份比较漂亮的答卷，因此2019年《土地管理法》修正，就破除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的法律障碍。实际上这就是解决一个要素市场化治理的重要改革，目的是要实现同地同价、同地同权。那么，成都在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中，可以进一步去探索如何在农村用地中促进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改革，从而激发农村资源要素活力。
城市用地将创新推进集约化利用。“市场化就是让资源拿给最有能力的人来用，发挥资源的最大效果，这是经济学上的一个基本原理。”余澳认为，一方面招商引资要改变以土地为导向的模式，另一方面要建立工业用地的退出机制，提高土地利用效率。通过推进“标准地” 出让改革，健全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等市场供应体系， 提高低效工业用地土地利用率和单位用地面积产出率，真正做到“亩产论英雄”。
《总体方案》赋予了成都系列试点示范和改革授权，余澳认为，这些重大赋能赋权的加持，有利于释放产业新机遇、巩固发展新优势，通过及时创造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和制度成果，助力成都城市现代化治理走出一条示范之路。
红星新闻记者 钟茜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