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背后的思考
公共场所应提倡使用规范字，避免“高深”的形式主义
对于在公共设施上铺设过多的做法，多位专家都认为不值得提倡。
“文化墙不是样子货，是让人阅读的。文化墙建设好，关键是内容要精彩、要妥当，或承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或传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或展示特色地域文化，但不论是什么内容，一定要让大众看得懂，才能起到传播作用。”在省社科院教授胡光伟看来，类似邛崃部分文化墙这样，忽略了周边群众文化水平，追求“高深”的形式，造成了文化内容“养在墙上人鲜知”，其实也是一种“文化”形式主义，反而让文化味儿大打折扣。
“大小篆文是比较小众的文字，公众场合一般不太使用。”何开鑫说，在公众场合，一般使用行书、行楷书或行草书。这种大众比较容易辨认的字体，才能更好传达字面意思和审美效果。反之，“异体字、繁简混搭”，最容易对公众产生误导，公共场所应大力提倡使用规范字。
还有专家指出，当前社会上出现了一种“过度鼓吹生僻字”的现象，似乎什么东西上生僻字越多，越显得有文化，这或许也是一种“物以稀为贵”的另类思维。如果只是用生僻字来推广产品，还尚可理解，但用在面向公众的文化推广设施上，并不妥，也不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因为，中国文化并不是用“生僻字”来构建的，生僻字的大量运用也不能真的代表“文化内涵”。
记者采访后，文星社区对辖区内的文化墙设计进行了修改，目前部分墙体上的篆文被换成简体字，部分篆文旁增设了说明牌。
延伸调查
多地兴起“文化墙”热，但效果如何主要“拼手气”？
在邛崃市文星社区文化墙引发争议的同时，更多的文化墙建设正在推进中。记者走访调查发现，近年来，出于打造特色社区、推动城市品牌建设等考虑，我省多地都兴起了建“文化墙”热。
在成都市玉林街道片区，记者看到，几乎每条街上都有文化墙，一条200多米长的小街上，甚至有十多面文化墙；在广元市旺苍县东河镇、遂宁市船山区正兴街社区、射洪市金家镇等地的不少街道上，也可以看见很多最近半年内新打造的文化墙。在旺苍县东河镇，一名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周边都在打造文化墙，我们也喊跟上。”
丰富多彩的文化墙大多美化了环境，“但在这种高热度中，个别文化墙建设也走入了一些误区。”有专家认为。
比如为了求“关注”，有的地方文化墙内容“晦涩难懂”；有的地方文化墙却过于“浅薄”，如邛崃市一所中学的教师宿舍外有一堵文化墙，设计初衷应该是宣传当地方言文化和土特产等，但墙上却出现了方言中代表骂人的“蠢人”等词汇。这一做法，让周边居民认为不妥：“这附近经常有娃娃出入，这种骂人的话上墙，容易形成不好导向。”
另一方面，有的文化墙，则出现“同质化”倾向，“好多地方的文化墙，都绘制着花朵、漫画人物，风格大同小异。”遂宁市一家餐饮店老板杨钰婕告诉记者，她曾在好几条街道上看到同一幅梅花图、脸谱图，“雷同得连细节都差不多，感觉这种简单复制没啥子意思。”
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是因为当前文化墙建设热度骤起，却缺乏必要的统筹和指导。记者走访发现，全省不同市州，文化墙的建设主体各有不同。属于社区微更新项目范畴的，由街道或社区自主负责；属于背街小巷市容环境专项整治的，则由综合行政执法局来牵头……
成都市郫都区的一名社区负责人告诉记者，虽然上级部门要求文化墙成为城市文化的展示窗口，但实际工作中，文化墙建设主要“拼手气”。如果遇上工作人员专业水准高，或者是与其合作的第三方组织实力强，有可能打造出既适合普通大众审美也有特色的文化墙，但大多数基层单位在建设时，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实验阶段，难免成品有很多不妥之处。
省社科院教授胡光伟指出，要让文化墙成为城市的一张名片，严谨的态度、社会专业组织、文化专家的介入、上级部门的统筹管理都缺一不可。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谭继和曾参与了成都不少地方的景观建设与规划，例如成都春熙路改造等。他认为，要提升文化墙展示水平，或许要从完善文化墙建设机制入手，由政府部门邀请历史文化专家、环境专家、建筑专家等，共同梳理地方历史文脉，做好文化设施建设的顶层设计。各个街道、社区以及相关部门在这个顶层设计指导下，再进行自主策划，或者联合第三方公司做出符合街道、社区地貌特色和历史文脉的方案，“比如，成都武侯祠附近的文化墙就是主打三国文化，桐梓林社区的文化墙主打国际时尚文化。要让文化规划、文化创意跑在建设前面，这样才能呈现出个性化、品质化的文化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