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狱后坚持申诉
何军入狱后一直在坚持申诉，称自己没有犯案，“是因为遭遇了侦查机关的刑讯逼供才承认了强奸以及串供。”
何宪海接受记者采访时否认曾经唆使何军翻供、请人作伪证，“但因顺庆区检察院刑讯逼供，只能在认罪笔录上签字。”
上游新闻记者注意到，材料中提到，何军强奸案中的陶某、江某两位受害者的笔录显示，两起强奸案发生在同一时间段内，相互矛盾。负责案件侦查的西城派出所1995年3月曾就此作出说明，称“在询问江某的笔录中，因记录人疏忽，将8月15日凌晨三点多钟记为‘8月15日晚上三点多钟’，同时将8月14日晚上大约12点钟过后到凌晨一点钟的样子记为‘8月15日晚上大约12点钟过后到凌晨一点钟的样子’。”
“我们看到报道后，才知道何军被抓是因为强奸，还强奸了两个人。”何军的父亲何宪海当时经营一家中药材公司，同时也是顺庆区人大主席团成员和工商联常委，“8月13日晚上何军跟几个人一起到成都进货去了，8月15日凌晨才回来，你说他8月16日凌晨强奸了人我还可以理解，但是他在8月15日凌晨根本没作案时间啊。”
1994年11月16日，证人蒋某、陈某、胡某等四人分别做了笔录，他们称8月13日到15日凌晨确跟何军一起到成都进货，何军没有强奸受害人江某的时间。1995年4月5日，何军在顺庆区检察院的讯问笔录中再次翻供，称案发时到成都进货为“假话”，承认强奸受害人陶某，但仍否认强奸江某。
案卷资料显示，1995年10月1日，何宪海就“作案时间矛盾”写了情况反映，递到顺庆公安分局预审科。何宪海并不知道，在此前几天的9月21日，顺庆区检察院再对何军讯问时，何军已开始翻供。
关键证据被销毁关键证人失踪
曾参与了何氏父子申诉的知情人对上游新闻记者表示，在案的何军强奸两名受害人的证据并不充分，受害人江某一案中的证据没有精斑的血型鉴定，同时侦查方也没有到成都进货市场取证，“此案有刑讯嫌疑。”
案件卷宗显示，何军强奸江某一案中，南充中院认定犯罪事实时采纳的是被害人江某的陈述，证人严某、何某的证言，何军的供认，以及南充市中心医院对江某的伤情检查记录，但其中仅有伤情记录这一旁证，而且这份伤情记录也只有“头皮血肿”和“右腋下及左下腋皮擦伤”的结论，并无强奸的直接客观证据。
顺庆公安分局刑侦大队曾就此出具说明，称江某曾交来女式内裤一条，“随即交法医鉴定是否有精液精斑及血型”，法医鉴定书中只提及内裤上有精斑精虫，未与何军核对血型。该法医后来出具一份说明，称“本案材料在今年（1995年）四月初分局办公楼搬迁新楼时清理销毁，无法进行血型检验。”
更为蹊跷的是，两次目击何军强奸的关键证人严某在庭审前突然消失，其所作的证言成了“孤证”。顺庆公安分局刑侦大队1995年7月就此出具了一份说明，称严某犯下了杀人案件后消失了踪影，“嫌犯现在缉拿中。”
律师认为办案程序和证据有问题
资料显示，何军强奸案引出何宪海的包庇案始于1995年4月1日，当天负责案侦工作的西城派出所出具一份情况说明，称何宪海在何军强奸案中公开诬陷、诽谤办案人员，多次为其子何军制造伪证，收买授意他人提供伪证，要求追究何宪海的刑事责任。
《降服罪恶父子》一文披露，4月2日晚，顺庆区检察院起诉科制定了侦查方案，“决定采取先外后里，层层突破的策略，首先选择证人为突破口，最后再运用证据突破何宪海父子。”
4月3日，证人蒋某等3人在顺庆区检察院起诉科同时翻供，称此前在公安局预审科所讲的“8月13日到15日凌晨与何军一起到成都进货”是何宪海请客吃饭后授意作的伪证。除了笔录，这些人当日还写下“检讨”或“交待”，矛头直指何宪海。4月4日，何宪海被顺庆区检察院传唤并监视居住。当日笔录显示，何宪海坚持何军1994年8月13日晚到15日凌晨在成都进货，且有发票证明。此时，检方未直接询问伪证的相关事宜。
4月9日晚，何宪海翻供，承认自己请蒋某、陈某等人作伪证，同时还托关系到收审所和看守所与何军串供。在4月10日和4月13日的两次讯问中，何宪海都确认了“犯罪事实”。4月14日他还写下《检讨书》忏悔。其后，又有多人证实何宪海“请客授意作伪证”和“托关系与何军串供”的包庇罪行。何军的笔录中也交待了串供过程。
1995年11月22日，何宪海在法院受审。庭审笔录显示，何宪海当庭只承认向有关部门递交了申诉材料和进货发票，否认跟何军串供以及请人作伪证。何宪海当时的辩护律师指出，指控何宪海的一些证词前后矛盾，值得怀疑，而当时何军强奸案还没定案，是否到成都进货等细节尚未确认，此种情况下先审何宪海的包庇案不恰当。顺庆区法院并未采纳这些发言，在12月以包庇罪判处何宪海有期徒刑4年。
“不仅仅是口供，这个案子在程序和证据上也有很大问题。”曾为何家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对记者表示，从刑事案件侦查程序上来说，当年顺庆区检察院只是出具了传唤和监视居住的文书，却变相将何宪海拘留羁押到检察院讯问，这属于非法拘审，期间所获证据不应采信。“况且何宪海当时是顺庆区人大代表，据《代表法》应先经区人大批准才能限制其自由”。除了刑事侦查程序的缺陷，何宪海被指控在收审所串供时也存在了问题，该律师说，“我曾经找过收审所，他们不承认串供，其实也可以想见，去探望肯定有公安人员在场，如果真有串供他们会不知道吗？”
南充中院：未发现刑讯逼供
对于当事人和诸多证人的说法，案件的侦查机关、公诉机关相关人员也都进行了回应。早在2014年，此案主要的办案人员杨某曾回应，诬告的指控是不成立的，“这个案子不怕查，当初没有刑讯逼供。”曾在顺庆区检察院参与讯问何军的何某也否认侦查、检方讯问等过程中有违法取证的情形，在他看来，何宪海申诉很多年了，检察院、政府、纪委都进行过核查，“我不担心，没得任何需要顾虑的东西。”
在何家父子多次申诉过程中，南充公检法机关也多次回应：南充市公安局2006年回复，何家反应的问题“已不属于公安管辖”；2008年4月，南充中院驳回何宪海的申诉，称未发现办案人员有刑讯逼供以及办案程序违法的情况；2008年6月，四川省高院就何军强奸一案决定“不予立卷审查”，称其申诉理由不合法律规定的再审立案条件；2010年4月和9月，顺庆区检察院和南充市检察院先后驳回何宪海的申诉。
2月27日，针对何宪海提出的信访材料，四川省人民检察院书面作出回复，称经过该院审查，相关材料“符合我院受理条件，我院依法受理。”
已经73岁的何宪海对法律监督机关的这份书面回复充满了期待，“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的申诉了，希望能有一个让我信服的结果。”
上游新闻记者 沈度 实习生 陈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