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规范令的出台，触动的是一个群体的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因此非常困难。”主导此次行动的成都市教育局副局长娄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选拔精英的初衷变成“全民运动会”以后，“奥数”这面“素质教育”的旗帜，如今被当作学生的“重负”而饱受诟病。

　　几乎所有人都否定这样的疯狂，但又都参与其中，并主动或被动地为其提供了助推力。

　　仔细拆解“全民奥数的背后逻辑和推动力”，就难免为成都禁奥令的前景担忧。当教育资源不平等、择校热，以及这个社会的普遍价值观都难以改变的时候，“禁奥”挑战的显然不只是一个经济利益的链条。

　　疯狂

　　13岁的萧萧(化名)刚刚在“小升初”的战役里，成功取胜。

　　凭着四川省奥数竞赛第一名的成绩，萧萧成功进入成都一所著名私立初中，并拿到6万块钱的奖学金，这相当于她3年的学费。

　　“奥数成绩起了决定性作用。”萧萧妈妈说。

　　这个结果背后，是每年5000块钱的学费和萧萧两年几乎没有休息时间的付出。

　　五年级开始，萧萧跟着成都“金牌奥数老师”罗朝素补习。

　　这是萧妈妈的决定。尽管拒绝了三年级时老师就提出的要求，她却在孩子上五年级时幡然醒悟，奥数原来如此重要。

　　“我给几个初中打电话咨询，对方直接就问，华赛、奥赛得没得过奖，我说没有，但我女儿是市三好，对方就没那么热情。换一家，同样这样问，我说得过，对方便很热情，催着赶紧去报名。”

　　就这样，萧萧开始了两年的奥数学习之旅。萧妈妈说，如果不是为了升学，她坚决不会让女儿去念奥数。“女孩子念这个，确实很辛苦。”

　　在萧萧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年有近4万名小学生结束小学学业，进入初中。

　　在成都的上百所初中里，进入“四、七、九中”和少数几所知名私立学校，几乎是每个家长和家长驾驭下孩子的驱动力。

　　就像萧萧妈妈一样，每个家长几乎都发现，“奥数奖牌”是进入这些学校的硬道理。

　　于是，在每年三月份的奥数赛场上，“万人赶考”的场面连番上演。几乎全市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小学生，都会挥拳上阵，而实际参考的人数，又远远高于这个数字，为了增加获奖的几率，很多孩子从四年级、五年级就开始赶考。

　　在赶考之前，是两年、三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训练”。

　　在萧萧的班级里，很多同学同时报了两三个奥数班，“因为每个老师的风格都不一样。”到了六年级，语文、英语老师也很知趣地让出课余时间，让学生们“全力以赴，攻克奥数”。

　　当孩子们把所有时间都用来解决一道数学难题的时候，他们可能没意识到一个简单的数字，在他们中间，99.8%都注定只是陪练。

　　每年，四川省的奥数奖牌，只有300余枚，发给全四川省数学优秀的孩子们。

　　变迁

　　奥数原本不是这个样子。在被称作中国奥林匹克之父的裘宗沪的回忆录里，详细记载了数学奥林匹克引进中国的最初之意。

　　1958年创办于罗马尼亚的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是世界上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中学生学科竞赛。80年代中期引进中国，最初只局限在高中，1991年，小学生才加入进来。

　　“创办时思路很清楚，小学奥数只是少数人自愿参加的数学课外活动。”裘宗沪在书里强调。

　　从何时开始，奥数竞赛背离了最初的设想，从“精英选拔”变成全民盛宴？

　　1991年，第31届国际奥数大赛在中国的成功举办，使奥数在中国的普及度极大提高。随后，国家教委出台政策，规定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科学、信息科学五个学科的高中竞赛考得好的学生可以免试上大学。同样的逻辑下，小学的竞赛优胜者，也可以保送上初中。

　　和招生政策挂钩后，“奥赛”便开始一步步踏上狂热之路。

　　90年代，是中国奥数风行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在成都市民王琢的记忆里，他从1996年读小学四年级开始上奥数班，但不是到校外，而是学校从各个班级抽出的尖子生专门组成一个班，培养奥数人才，也不用交钱。那一段时间和同学们的相处，成为他人生中温暖的记忆。

　　在成都市望子成龙培训学校校长蒋杨斌的感受里，2005年是成都小学生学奥数进入疯狂的最高潮。

　　“2005年之前，我们一个教学区只有一个奥数班，每个班也就七八个人，05年之后增加到5个班，每个班的学生也增加到25人。”

　　从2001年便开始在成都带奥数班的支伟力老师，更是感受深刻，“上课的人，每年都增加，几乎全市的六年级小学生，都会参加奥数竞赛。”

　　“目前成都的奥数学习，出现低龄化、功利化、全民化的倾向。”成都市教育局副局长娄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此总结。

　　原动力

　　什么是疯狂奥数的原动力？

　　蒋杨斌分析，重点初中在“小升初”考试时，对奥数成绩的强调是罪魁祸首。

　　“一方面有奥数奖牌的学生，可以优先入学，并得到数额不菲的奖学金；另一方面，在入学考试的试题里，会有几道奥数的拉分题。”蒋杨斌说。

　　在教育资源不平等确实存在的前提下，几乎每个家长，都毫无疑问地希望孩子进入更好的学校，便也毫无疑问而又无可奈何地将孩子送上了奥数的赛道。

　　事实上，为了保证教育的公平，成都乃至全国的“小升初”，早已禁止考试而实行就近入学和电脑摇号派位。

　　而私立学校和重点中学20%的自主招生政策，却给“择校”和“择生”留下了空间。

　　“学校自己招生，说是不考试，实际上以各种名义在考。”萧萧妈妈说，“打电话让你去咨询，到了就考试，笔和草稿纸都给你准备好了。”

　　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这些行为的查处显然力度不够且缺少方法。

　　原动力的动力

　　当学校的“招生标准”成为众矢之的时，很多初中校长因为各种原因保持了沉默。

　　一位不愿具名的成都重点中学校长对记者说，“学校之所以重视奥数成绩，有一定的经验道理支撑。很多老师反映，在小学阶段学了奥数的孩子，逻辑分析能力确实较强，能更快适应初中的学习生活。”

　　“无论看奥数，看舞蹈还是看三好，学校唯一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招到更好的生源。”这位校长说。

　　虽然整个国家的教育政策和社会舆论，都在倡导均衡化，但这位当了20余年老师的中学校长却认为，“几乎不可能”。

　　“学校为什么一定要招到好的生源？只有好生源，才能有好成绩，只有好成绩，才能有口碑，学校才能发展下去。虽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三令五申均衡化，但其对学校的考核指标依旧离不开升学率。

　　在升学率是学校的生存法则时，对好生源的争夺自然是第一逻辑。

　　学生想上好学校，学校想要好学生，奥数成绩成为最有效的衡量工具，不管是学校导向影响了家长，还是家长心态误解了学校，总之，在这样的消长关系下，疯狂奥数找到了起点。

　　市场

　　似乎有一种看不见的动力，推动着这场“奥数”竞赛向前飞跑，一环扣一环，不可分割。

　　当奥数渐渐走向疯狂的时候，一个围绕于此的经济利益链条，便也逐渐成形了。

　　还在2005年的时候，成都市大大小小奥数培训机构，已经达到100余家。这些培训机构的创办者，大多是从学校辞职的老师，或者少年宫、教培机构等教育系统内的法人机构，具备一定的资金能力，并掌握一定的教育资源。

　　成立于1998年的望子成龙培训学校，正是靠给学生介绍家教起家。其校长蒋杨斌说，目前，奥数培训是小学培训市场里最大的支柱，是培训学校仅次于高考、中考培训的第二大收入来源。

　　在望子成龙，一个孩子每年的学费是5000元，在成都，奥数培训市场的蛋糕，每年至少十几个亿。

　　这笔钱的支付者，是每个望子成龙的学生家长，参与分成的，有奥数竞赛的组织者、教育局的培训中心、青少年宫、各类培训机构和老师。

　　“名师”资源，是各个培训学校的招牌，也是这个经济利益的链条里，最关键的部分。

　　在这些培训老师中，三分之二是在职老师。他们主动或被培训机构邀请，加入到奥数培训的队伍中来。

　　据成都市教育局的统计，仅成都市区，课外兼职培训的在职老师，不少于3000人。

　　青羊区的陈老太婆、青少年宫的林成庚、名师堂的秦燕、华数培有训中心的罗朝述，都是成都知名的奥数培训老师。

　　49岁的支伟力也是其中之一。

　　从2001年开始，支伟力就加入了成都的奥数培训队伍。在成都奥数老师的圈子里，支伟力的教学能力，颇受学生和家长认可。

　　支伟力的本职工作，是成都七中嘉祥的在职数学老师。在这所成都著名的私立初中里，八成以上的老师都在校外兼职。

　　如此多的老师出来兼职，可观的收入自然是重要原因。

　　“一般公立学校的老师，每个月的工资也就2000块钱，我在私立学校高一点，也就3000多，而我在校外兼职的收入，比学校的收入还要多。”支伟力说，如今，因为教学成绩突出，他已经成为名师堂培训机构的股东，定期享受分红。

　　生锈

　　除了到培训机构兼职，个别在职老师，也利用自己手里的学生资源，自己开起了“培训班”。

　　成都市教育局副局长娄进说，这些培训班往往没有营业执照，租个学校的教室，就可以开课。

　　蒋杨斌的估计是，这样的所谓培训机构，占到整个成都奥数培训机构的七成。

　　在蒋杨斌的望子成龙培训学校里，老师需经考核，才能上岗教课，有名气有能力的老师，是学校招揽生源的招牌。

　　而在不规范的奥数班里，师资的能力并不能得到保证。“甚至有教语文的老师，自学奥数考了执照，在外面带班。”

　　这些学校生源的招揽，依靠的是“老师的影响力。”

　　“有的老师，把自己的学生整班转移到校外的培训班。正常的课程不上完，等到培训班上，家长又不敢不让自己的孩子去，意见很大。”

　　蒋杨斌说，奥数培训市场，本来无可厚非，但正是这些不规范行为的存在，才使这个链条生了锈，让大家误解。

　　“在金钱和利益的驱动力下，个别老师丧失了起码的师德，伤害了学生和家长的感情。”成都市教育局副局长娄进说，正是这样的现状，让成都下定决心，出台五条禁令，规范在职教师行为。搬出一块石头，堵住疯狂奥数的车轮。

　　“我们绝对是动真格的！”娄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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