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
2月以来没有卖出一只蛙，存栏青蛙还需继续投入资金，养殖户资金链快断了
4月13日，记者在位于南充市营山县丰产乡金竹村六组的养殖场见到了卢平，浅浅的水塘边上，青蛙密密地趴着，一有人走近就纷纷跳进水中。“看嘛，池子里好多翻肚皮的，最近喂得少，都是饿死的。”
耳边蛙鸣阵阵，一派宁静的田园风光，卢平却觉得吵闹和焦躁。从2018年开始养蛙，他和合伙人已经投入超过70万元，就盼着今年迎来收获。
没想到形势突变。2月初起，四川对青蛙养殖场所等全面封控隔离，卢平的养殖场没有开过门，也没有一只青蛙销售出去。一切仿佛被按下“暂停键”，但青蛙的生长不会停。2月底，青蛙陆续结束冬眠，随后产卵、繁殖，张口就要吃。
卢平算了一笔账，他已经将饲料减半，每天花费也要500元左右，一个月就要1.5万元。养殖场现有库存成品蛙1.5万斤，按照每斤20元的价格计算，价值可达30万元。“卖不掉，钱回不来，还要继续往里扔。”艰难地撑了两个多月，卢平说，资金链快要断了。
记者采访了省内多名青蛙养殖户，他们都面临和卢平一样的问题。一边是存栏青蛙积压，另一边则是持续不断的投入。由于养蛙前期投入较大，记者采访的三家养殖场，都向银行申请了贷款。卢平和合伙人一共贷款40多万元，其中30万元贴息助农贷款需要在9月偿还本金，如果不让养了，可能存在还不上贷款的风险。
卢平所在的营山县共有461亩青蛙养殖基地，亩均产值约5万元，年产值超过2000万元。该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青蛙养殖项目在当地发展了三四年，已成为地方特色产业之一，不少养殖场都吸纳了本村贫困户务工。卢平的养殖场就聘用了3名贫困户村民，去年人均工资收入达到7万元。
在江油市大康镇水口庙村，稻蛙共生项目不仅是该村的脱贫项目，还是村集体经济的支柱产业。在江油市人大研究室2019年12月的一篇调研报告中提到，截至2019年12月，水口庙村以嘉沃养殖专业合作社为依托的稻田养蛙产业已流转土地160亩，177户533人以土地入股受益，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8户29人。预计2020年每户可分红5649元，人均增收1883元。
对2020年的“预计”显然已经难以实现。水口庙村党支部书记、大康镇嘉沃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胡海说，通过3年时间才把稻蛙共生项目培育起来。如果不让养，村集体经济将受到重创。
等待
蛙农到当地林业、农业部门咨询，得到的回复均为“等”
青蛙还能不能继续养殖出售？带着疑惑，卢平与胡海也曾一次次到当地林业、农业部门咨询，得到的回复均为一个字：“等”。营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现在国家也没说取缔养殖，但市场上目前不能流通。
记者采访的养殖户都表示希望得到更准确的回复，“如果不让卖，就明明白白告诉我们，我们再想别的办法，最好能给点补贴政策帮助我们转行，现在这样真的太焦人了。”多名蛙农告诉记者。
政策之所以迟迟难以明确，业内人士分析，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包括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俗称“三有动物”），按照生态价值，黑斑蛙等本土青蛙就在上述名单之中。但另一方面，黑斑蛙等青蛙的人工养殖已经摸索了25年，黑斑蛙等逐渐成为老百姓的大众消费食材，“一 刀切”禁售，影响众多蛙农生计。
以黑斑蛙为例，省农科院水产研究所所长杜军告诉记者：早在1995年，四川人刘春军开始尝试人工驯养野生黑斑蛙，是国内第一张黑斑蛙驯养许可证的持有人。早先青蛙养殖还需要到野外采种苗，现在已经不需要了，都是人工繁殖的后代，吃的也主要是配方饲料。记者联系到的青蛙销售商也证实：去年销售的青蛙种苗就已是人工繁育的第八代。“而且青蛙属于两栖动物，与人类亲缘较远，不会产生人蛙共患的疫病。”杜军说。
如果禁养青蛙，影响的可能不仅仅是蛙农利益。“还可能影响到在农村推广的‘稻蛙共生’模式。”杜军进一步解释：稻田养蛙，是一种生态化的种养方式，青蛙吃掉了稻田里的虫子，减少了化肥农药的用量，水稻长势更好，而且还能提升土地的收益。通过稻田养蛙，每亩的利润超过1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