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岗务工人员乘坐的四川春节后首趟省际劳务协作专列。川观新闻记者 兰珍 刘春华 摄影 黄潇
D1753次列车缓缓驶离成都东站后，速度很快提升起来。刘学荣侧脸默默看着窗外，熟悉的成都平原，没过多久就消失在视野之外。他知道，穿越广袤的山峦和原野，只需要9个多小时，风驰电掣的列车，就将带他回广东，继续新一年的打工生活。
这是2023年2月1日，农历正月十一。这一天，在四川省人社厅和广东省人社厅的共同组织下，四川春节后首趟省际劳务协作专列从成都东站出发，包括刘学荣在内的600余名川籍农民工免费搭乘这辆专列，赴广东返岗务工。
刘学荣来自成都市金堂县竹篙镇，在外务工已近20年。在专列上，和他一样来自竹篙镇的返岗务工人员共28人。上世纪80年代末期，金堂县竹篙镇在四川率先通过政府组织劳务输出模式，输送当地农村劳动力到广东务工，该镇也被媒体称为“全国打工第一镇”。
在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优化后的首个春运返岗务工高峰期，这些来自“全国打工第一镇”的返岗务工人员，都有什么样的故事？
直奔远方，只要还能干活就一直干下去
10号车厢里， 50多岁的刘学荣眼角皱纹较深，戴着一副眼镜，显得斯文。一问，原来他年轻时曾经在乡镇上做过“八大员”，提起竹篙镇作为打工大镇的辉煌，刘学荣有了谈兴。
“上世纪80年代，竹篙镇外出打工的多得很，有政府组织的，也有自己去的……”刘学荣说，他那时还在乡政府当“八大员”，有一份固定收入，打工都是“别个的事情”。后来，乡镇机构改革，刘学荣没有了工作，就动起了外出打工的心思。
返岗务工人员在排队等待发车。2004年，刘学荣也外出务工。和绝大多数竹篙镇务工人员一样，他的务工地也选在了广州。2016年，他曾在成都找了一份工作，短暂停留后，因为薪资差别太大，他再赴广州，在一家塑料包装厂干到现在。
“年纪大了，为什么不在本地找工作？”川观新闻记者问。
“本地很少有适合我们这种年龄的工作嘛。”坐在刘学荣旁边的刘明生接过话题。刘明生看起来比较年轻，但其实他比刘学荣还大两岁，年轻时候起就一直在外务工，去过河北、吉林、广东等多个地方。
“啥子活路都做过，啥子罪都受过。”刘明生目前在东莞市一家具厂做油漆工。“我们老家现在的厂也多嘛，光我们镇上就有很多，但是没有适合我们年龄的。”刘明生说，金堂本地的招工信息，绝大多数职位要求40岁以下，部分要求45岁以下。
“像我们五十几岁，人家根本就不得招。”刘学荣深有同感，同时又感到无奈，“哪个愿意走这么远，近的地方屋里头有个啥子事，很快就到了家。像广东这么远，前前后后光坐车都要一天。但是没有办法，总要找活路做。”
“年轻人要么不愿进厂，要么不愿走远了。”刘明生说，他的儿子就在金堂本地的工厂工作。不过，在刘学荣和刘明生看来，正是因为广东招人难，让他们这些大龄务工人员有了更多工作机会。
“只要能干，我就在现在的包装厂一直干下去。”刘学荣说。
回望故乡，希望有一天回家乡工作
11号车厢后半截是竹篙镇务工人员集中区。今年是54岁的胡仁义在外务工的第30个年头。新一年能准时开工，他积极响应，情绪高涨。
在胡仁义周围，与他差不多的同村人就有五六人。记者仔细看一圈，这里大多是40—50岁的务工者，他们在外时间较长。
列车行驶平稳，11号车厢里，大家说说笑笑。在后方靠窗的一角，年轻的小伙骆强显得格外安静，不参与热闹的话题讨论，默默刷着手机。
省际劳务协作专列车厢内，大家正在放行李。骆强家住竹篙镇龙兴村，从去年开始，他跟随父亲骆德忠一起到广州市海珠区务工，从事服装加工。这是他第二次出发前往广州。骆强2001年出生，是此趟务工专列里少有的“00后”。骆强的不适应写在脸上，说起工作的内容，言语中的“不愿”显而易见——“一个月就3000元”“广州比较热”“工厂没朋友”……
骆德忠倒是一如既往，在广东从事服装加工十余年，每年正月初十为小儿子过完生日，都会准时返岗复工。或许是已习惯这样年年岁岁的往返，骆德忠一路醒醒睡睡、吃吃喝喝、说说笑笑，新一年的工作安排也了然于胸，“每月挣5000多元没问题！”
父子两人的反差引起川观新闻记者注意。骆德忠表示，自己外出有更多的务工机会，能挣到更多钱，而儿子更想在家乡工作，“从小留他在家，他更习惯家乡的一切。”
“我周围同等情况的同学、朋友大多留在省内工作，南下打拼反而是另类。希望有一天，我自己也能回家乡来工作。”骆强补充。
四川省农民工服务中心相关人士介绍，截至目前，竹篙镇常年外出务工农民工17459人，其中省外5157人，省内县外7972人，县内4330人。从数据看，省内务工、就近务工已成为“全国打工第一镇”的人们外出务工主要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