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考古出土的李冰石像等文物，也实证了汉代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蜀郡，在两汉时期物产丰富。它们正是得益于成都平原土地肥沃、水利设施优良的农业生产条件。”
此外，裴君碑描述成都“旧设储值，瑱盈殿馆。金银文锦，骇目动欲”，也与《后汉书·贡禹传》“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等记载吻合，说明汉代成都丝绸、金银器、漆器等手工制造业的兴盛，“这也与近年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汉代织机、纺织俑等文物印证。”
裴君碑上的文字
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为成都城市的商业发展创造了条件。黄晓枫说，史书上记载两汉成都，往往形容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城市“既丽且崇”。但裴君碑以“列备五都，众致珍怪”给出了另一个鲜明的定位。“‘五都’曾见于汉书，是指除都城长安以外，商业最发达的洛阳、邯郸、临淄、宛（今南阳）和成都这5座城市。‘列备五都，众致珍怪’的说法首见于裴君碑，以另一种表述还原了成都在全国的商业地位。”
石碑出土处极可能为文翁石室原址
除了“列备五都”再现成都在两汉时的城市地位，这两通汉碑，还为探寻中国最早的官学——文翁石室的位置，提供了珍贵线索。
近年来，不少专家学者根据相关史料和石碑的出土，认为东御街一带，才是文翁石室最早设立之处。
西汉景帝时，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官学----文翁石室，从此，文脉在此延续两千多年而不绝。那文翁石室早年创办的位置，就是现在石室中学所在地吗？天府汉碑的出土，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黄晓枫说，从汉碑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它们倾覆以后就没有被挪动过，因此所在的位置就是原来立碑之处。从碑文来看，两任太守的功绩，主要是兴办学校、培养擢拔人才，尤其李君碑中有“同心齐鲁、诱进儒墨”的文字，颂扬了文翁兴学、蜀地教育可与齐鲁媲美，而李君则继承文翁办学传统，重振教育，恢复了西汉文翁兴学的盛况。“从碑文记述的内容来看，考古学者们认为石碑所立之处应是官学所在地，而非衙署所在地。”
李君碑上记载的文字
那石碑所在的官学，就是文翁石室吗？
在学者们看来这极有可能。黄晓枫说，史料记载文翁石室位于成都郡城南，在秦国张仪所筑的大城以内。同时，东汉时的郫江、江桥、郡城南门等都集中于此。结合到李君碑被洪水倾覆的史料，能以洪水冲倒石碑的应该就是当时的郫江。
此外，史料还记载文翁石室在东汉安帝永初年间（107—113年），遭遇了成都发生的一场大火灾。这场大火让成都城遭到了严重破坏，整座城市几乎毁灭殆尽，只有西汉文翁修建的一间石结构的建筑因为抗火性强，得以保存。此后，文翁学堂得以原址恢复重建。然而宋末元初，文翁石室在长时期的战乱中被彻底破坏，此后官府以石室遗名开始的重建，已经不在原石室的范围。结合史料记载和现有出土文物，东御街口汉碑出土处，极可能就是当年文翁兴学所建石室之处。
文翁石室的原址，也许还需更多的考古资料才能确证。但两通汉碑，无疑是汉代成都物产丰饶、教育兴盛的珍贵物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