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薛维睿
“传统的看法是，四川古属西南夷，没有什么足以称道的文化，而且蜀道艰难，与中原华夏隔绝不同，四川古史几乎为一片空白。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好像是一缕曙光，逐渐将这迷茫荒昧的黑暗照亮了。”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曾评价三星堆的发现，并将之与与世界考古学史上特洛伊、尼尼微等著名发现相提并论。
“文化的开放性是所有文明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段渝教授，长期致力于古蜀文明的对外交流研究。他认为，从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文物来看，古蜀文明一直是开放包容的。“古蜀文化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既有古代巴蜀的本地文化，也接受了其他外来文明的影响。除了受到中原、长江中游等文化的影响，古蜀文明与世界文明也有着广泛的联系。”
1986年，大批海贝在三星堆遗址出土。其中有一种环纹货贝，被日本学者称为“子安贝”，大小为虎斑贝的三分之一左右，中间有齿形沟槽。这种海贝既不产于近海地区，更不产于江河湖泊，只产生于印度洋深海水域。
地处内陆盆地的三星堆，为何会出现如此之多的齿贝？段渝认为，三星堆的海贝应该是来源于印度洋北部地区（主要是孟加拉国湾和阿拉伯海之间的地区）。史料记载，印度地区不仅自古富产海贝，印度洋北部还有以齿贝作为货币的传统。
“三星堆并非唯一出土海贝的地区。”段渝表示，云南大理鳌风山墓葬中出土的海贝，年代大约在春秋中期至战国初期；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海贝更多达14.9万枚，年代为战国末至西汉中叶；此外，云南大理、楚雄、昆明、曲靖等地，以及四川茂县、西昌等地，都有海贝出土。“将这些出土海贝的地方在地图上连接起来，正是中国西南与印度地区的古代交通线路——蜀身毒道。”
《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入市。”“蜀身毒道”因此得名，“蜀为”四川，“身毒”即印度。这条通道也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以成都为起点，经云南的昭通、曲靖、大理，从保山等地进入缅甸、印度，再从印度翻山越海抵达中亚，最后直至地中海东岸。
那么，三星堆出土的海贝是由云南各地转运而来吗？段渝认为，从蜀身毒道各地出土的海贝来看，三星堆的海贝年代在商代中、晚期，而其他地方最早为春秋时期，相距时间长达千年。因此，三星堆的海贝并非通过云南进入，应该是从印度地区直接进入古蜀。这说明，早在三星堆文化时期，古蜀文明与南亚文明已经有了文化交流。
三星堆出土的海贝数量不少，古蜀人用这些海贝做什么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孙华认为，当时海贝作为珍贵的物件，很可能被古蜀人用作货币。“海贝量少，不易得，便于储存，存放时间较长，同时方便携带，容易计量，这些都是能作为货币使用的特点。”
与云南出土海贝相似，三星堆的海贝大多背部磨平，形成穿孔，便于若干海贝串系起来。此外，三星堆的海贝出土时，一部分发现于祭祀坑坑底，还有部分发现于青铜容器中，而云南也有发现于青铜贮贝器内的海贝。
段渝说，不少历史文献表明，受印度地区影响，云南从汉晋至明清时期，在商道附近均使用贝币。如《新唐书·南诏传》中记载，“以增帛及贝市易，贝之大若指，十六枚为一觅。”《马可波罗游记》里也提到，昆明一带“用白贝作钱币，这白贝就是在海中找到的贝壳”，并指出，“这些贝壳不产在这个地方，它们全从印度来的。”
以此推测，处于内陆的成都平原，齿贝的来源和使用都是受印度影响。“对于商代的古蜀人来说，齿贝主要是充当对外贸易的手段，可以说是古蜀王国最高神权政体的 ‘外汇储备’。”
除了西面的印度洋，三星堆的海贝还来源于东面的南海。这些海贝通过广东、广西、贵州，到达四川，“这条道路在汉代是通畅的，往上追溯可到商代。”段渝说，广东、广西、贵州等地，现在都未发现商代时期的海贝，这些来自南海的海贝也应该是从南海直接进入。而在广东和香港地区，都发现了三星堆的牙璋，这说明三星堆文化在当时已经辐射到这些区域。
通过这两条线路，海贝如何输送入蜀？对此，学界还没有答案，“目前关于三星堆与世界文明的交流，都只是学者的科学推测和假说，更多问题还需要等待进一步的考古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