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线记者 王国平

　　“惊人发现！出了金拐杖，还有真人大的铜人头。”1986年7月27日傍晚，三星堆遗址考古领队陈德安敲开时任四川省文管会主任赵殿增的家门，大声说。

　　陈德安说的这些器物，出自日后被称为“一号祭祀坑”的探方里。一个月后，二号祭祀坑又被发现：大型青铜立人、青铜神树、纵目面具、青铜神像、黄金面罩、金杖、大量玉器和象牙不断出土，轰动国内外。

　　作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的发现和探索历时90余年，这其中既有机缘巧合的“传奇偶然”，更是几代考古学人锲而不舍的努力。

　　首次发掘 神秘三星堆，揭开冰山一角

　　1929年早春的一天，广汉南兴镇西北鸭子河南岸的真武村月亮湾台地上，燕道诚和儿子燕青保在自家门前挖坑，准备安装水车，无意间碰到一块石板，翻开石板，下面尽是大小石环、玉刀等玉石器。

　　燕道诚意识到这些玉石器的不寻常，就地掩埋后夜间返回取出。经清点，各类玉石器有400余件。

　　不久，“广汉玉器”便引起社会的关注。1934年，时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美国人葛维汉和博物馆副馆长、中国学者林名均在取得发掘执照和相关手续后，于当年3月16日开启三星堆的首次考古发掘。发掘地点在燕家发现玉石器的沟底，历时10天，采集、出土器物600多件。神秘的三星堆，被揭开冰山一角。

　　旅居日本的郭沫若得知此事后，称他们是“华西科学考古的先锋队”。

　　发掘结束后，葛维汉对出土器物进行了研究，推测其年代在新石器时代末至周代初年，并于1936年发表了《汉州发掘的初步报告》，其中提出了“广汉文化”的命名。

　　1942年，林名均也撰文追述了那次发掘工作的情况，他认为月亮湾台地的发掘遗存分为两个时期，地层堆积的年代“属于新石器时代末期而在殷周以前也”，燕道诚发现的玉石器“为周代之物”。

　　这是关于三星堆遗址的首次探讨，也是四川地区第一次科学的史前考古发掘，为后续的考古工作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线索。

　　系统发掘 正式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1956年春季和秋季，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王家祐、江甸潮两位先生对新繁水观音和月亮湾及附近区域进行了调查。

　　根据地名，他们将马牧河南北两处分为“三星堆遗址”和“横梁子遗址”。“三星堆遗址”首次出现。

　　1963年9月，在冯汉骥先生的倡导下，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组联合组成考古队，对月亮湾进行正式考古发掘。

　　对于这次发掘工作的意义，马继贤指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对该遗址的科学发掘，为学术界提供了一批有地层依据的可信资料。

　　自1963年后，三星堆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一度全面停顿。1978年后，三星堆遗址区范围内陆续建起了数个砖厂，对遗址造成相当程度的破坏。

　　1980年4月13日，时任四川省博物馆古代史部副主任、四川省考古队副队长的赵殿增和几个同事来到三星堆遗址。

　　“在遗址附近砖厂取土的断面，我们看到上百米长的黑色文化层中有很多包含物，厚达一米多。在民工捡出的碎陶片、石器里，我们一会儿就选出了300多件标本。”赵殿增回忆，第二天，他就作了汇报，经馆长会议研究决定，立即组织队伍进行正式发掘。

　　当时，他们都未曾想到，这将会开启一段人类文明历史上最重大的发现之一。

　　第一次发掘从1980年5月持续到1981年4月，共发掘面积1225平方米。不仅出土了玉石器、陶器、陶片等标本上万件，还第一次在成都平原上清理出商周时期的房址18座，以及灰坑3个、墓葬4座。

　　发掘工作结束后，考古人员撰写了名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掘简报。文中指出，三星堆是“一种在四川地区分布较广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有别于其它任何考古学文化的一种古文化”，已经具备了夏鼐提出的命名考古学文化的三个条件，因此在报告中正式将其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这次考古工作创造了诸多创新：首次通过直升机航拍遗址；采集木炭标本，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做碳十四检测，也是四川首次。

　　1984年，第一次“全国考古发掘工作会议”在成都召开。会上，赵殿增将三星堆的发掘情况作了专题汇报。时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评价说“这才是巴蜀文化”，应把它作为“学科生长点”，建成学术基地，带动全四川的考古。三星堆考古从此成为中国考古学体系的一个有机部分。

　　1986年3月5日，三星堆遗址展开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考古工作人员和参加发掘的民工，最多时超过130人。

　　两坑现世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

　　当时，由于保护经费未能很快落实，砖厂工人虽已大多解散，但砖窑仍未熄火。在工作站进行室内整理的考古队员，同意留守民工在文化层薄的地方再取点土，把窑装完。

　　1986年7月18日，民工取土时发现了数十件玉器。驻守砖厂整理器物的陈德安、陈显丹随即赶赴现场，经主管部门同意，就地布方，进行抢救性发掘。这一次共出土铜器、金器、玉器、琥珀、石器、陶器等各类器物420件，骨器残片10片，象牙13根。另外还有完整的海贝62枚和约3立方米的烧骨碎渣。后来，这里被称为“一号祭祀坑”。

　　清理完一号祭祀坑不到一个月，8月14日，二号祭祀坑的一角又在取土时被发现。经发掘清理，二号祭祀坑共出土器物1494件（含残件和残片可识别出的个体），其中青铜器735件，金器61件，玉石器504件（含管、珠）。另外，还有象牙珠120颗，象牙残器4片，虎牙3枚，象牙67根，海贝4600余枚。

　　“祭祀坑”的定名，是陈德安、陈显丹两位领队在现场提出来的，沿用至今。从坑里出土的大型青铜立人、青铜神树、纵目面具、青铜神像、黄金面罩、金杖、大量玉器和象牙，轰动国内外。

　　张爱萍将军后来题词称三星堆“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

　　赵殿增说，这仿佛是一声“芝麻开门”，打开了古蜀之国神秘的宝库，把一个失落的文明再现于世人面前。

　　1988年，三星堆遗址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1989年到1995年，考古工作者又对三星堆进行了6次发掘，确定了三四千年前这里曾有一个面积达360万平方米的“三星堆古城”，从而将三星堆考古研究又提到了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的高度。

　　在此之后，众多学人不断加入到对三星堆的研究和探索中。

　　2011年，《三星堆遗址2011—2015年度考古工作规划》获批，重启三星堆遗址的全面勘探和重点发掘。2020年10月，三星堆祭祀坑启动新一轮考古发掘。三星堆的考古工作迎来一个新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