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到了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彭山县志》记载，江口渔人再获银鞘一件。上报县衙后，当地立刻“派官往捞，数月获银万两有奇，珠宝多寡不一”。然而岷江江水深广，派人淘取的成本也很庞大，最终暂停。次年，这件彭山县衙组织的打捞事件还上报给了乾隆。有意思的是，在《清高宗实录》中，这次打捞所获，当地上报为“止捞获银三千两”。但乾隆对这种寻宝行为并不支持，他认为，国库充盈，当地政府根本不必在乎江底财物，反而派人打捞花费巨大。他责成上报此事的孙士毅这个“读书人”不应如此锱铢较利，江口打捞就此叫停。
然而到了道光年间，官府依然蠢蠢欲动。史料记载，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四川官方曾专门派道员勘察张献忠江口沉银处，因为百姓所指沉银地过于分散，最终没找对地方。而据《清实录》记载，到了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翰林院编修陈泰初在《明史》和《四川省志》中发现了张献忠沉银的相关记载，再次提请朝廷设法打捞。此时的清朝政府已遇到财政困难，因而对此颇为重视，谕令时任四川总督裕瑞悉心察访，“博采舆论，酌量筹办”。此次官方打捞究竟有无收获，史料并无记载。
在民间，江口沉银却一直对百姓保持着巨大诱惑。这是因为当地渔船经常能在渔网里发现银锭。
清代诗人沈廉曾到四川游览，发现在张献忠沉银70多年以后，当地还有不少人觊觎江中遗物，想方设法下水打捞，不少人因此溺亡。为此他作诗感叹：“江流滔滔走如驶，黄金曜日清见底。贪夫从此智力穷，无冬无夏驱人工。摸金半入江鱼腹，十无一得空贪欲。”江口民间打捞沉银，在湖南人陶澍的笔下也有所记载。陶澍于嘉庆十五年（公元1810年）奉命入蜀主持四川乡试，途经江口时就这样记载：“至今遗镪卷寒涛，往往掇拾随鱼罟”。
曹鹏程介绍，关于民间打捞江口沉银，史书记载非常多。清人陈聂恒在《边州闻见录》中写道，彭山江口这个地方，经常可以捞到金银，以致此处数十户人家以打捞沉银为生。他还记载过一件事：据说当时有人看到一个“斗大金印”出现在岸边，后来又不慎落入深水。事实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前后三次的考古发掘中，已先后两次出水“蜀王金宝”和“蜀世子宝”金印，尤其是“蜀世子宝”重达十余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