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中华玉文化的时空脉络
三星堆现有364件玉石器的成分信息全部公开
从1929年三星堆月亮湾出土第一件玉石器文物至今，三星堆玉石器终于迎来了真正独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2021年4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对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石器进行了联合研究，这是对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馆藏所有的玉石器进行的首次系统性、全面性的科技检测，也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下称“地空学院”）的首次交叉学科重要合作。
“到现在为止，我们团队是第一个对三星堆玉石器做系统、科学、全面研究的，包括已经被发掘的一号坑、二号坑，也包括三星堆城镇遗址和墓葬遗址，现在博物馆和文保中心库房保存的出土玉石器，我们一点不落全都进行了科学检测和分析，总共364件，测量重点是‘料’和‘形’这两方面。”本次科研项目的团队负责人、来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鲁昊一语道破了此次研究的特殊性之所在。
在三星堆博物馆的实地数据采集完成后，科研团队迅速将数据结果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最新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国内权威学术刊物《故宫博物院院刊》9月刊中。可以说，这样以仪器测量和数据分析为研究方法的项目，填补了三星堆玉石器研究领域的空白。同时，这次研究获得的三星堆玉石器的原料和形态这两个主要方面的数据，可以为以后三星堆玉石器与其他地区、年代的玉石器进行对比研究时提供基础依据，有助于解读早期中华玉文化的时空发展脉络。
在三星堆发掘集中报道期间，北京青年报记者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会议室里见到了这项研究团队的三位主要成员：鲁昊、付宛璐和柴珺。三位北大博士看起来都十分年轻，鲁昊、付宛璐都是“85后”，分别在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和地空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年纪最小的柴珺则还是北大地空学院的在读博士生。谈到他们的“成团原因”，三人不约而同地回答道：“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和统一的目标。”
为什么三星堆研究中人们更重视青铜器和金器，而忽视了玉器？
“大家对三星堆遗址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迫切需要知道它的文化来源，以及它与其他文化的交流性、互动性是怎样的，所以其实每一种材质的文物研究都是需要补充上去的，玉石器也不例外，我们就是想克服困难做这个工作。”鲁昊说，这也是他们三个想要做好这项研究的主要动力。
事实上，玉石器在三星堆器物里是被发现最早的。1929年农民燕道成在广汉三星堆月亮湾台地掏沟时发现一坑400余件精美的玉石器，一时间，“广汉玉器”声名鹊起，从而拉开了持续90年的三星堆考古序幕。
不过，近一个世纪过去，青铜器和金器成为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中更受大众关注的部分。至于为什么一直以来玉石器研究相对较少，柴珺这样解释：“三星堆大部分玉石器都是素面的，上面没有多少纹饰，比它早的长江中下游良渚遗址和比它晚的金沙遗址，它们的玉石器在纹饰和工艺上更丰富一些。”
缺乏文字上的证据、明显的图腾纹饰，这些看起来是劣势的特点，反而在地质学上是一个优势。“数据化的方式正好适合用来研究肉眼不可见的东西，光学仪器和几何形态学的研究来给玉石器做补充。”年纪最轻的柴珺主动担当起了“科普”任务，他接着说道：“古玉器的研究主要分为‘料、工、形、纹’4个方面，我们与三星堆博物馆的联合，就是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在三星堆古玉器的‘料’和‘形’两方面进行系统性检测、鉴定和量化。”
受限于研究早期缺少无损检测条件以及对古玉器“料、工、形、纹”中“料”的研究不足，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石器材质一直缺乏全面的检测和研究。因此，对三星堆出土玉石器进行科学性、系统性的科技检测就显得十分必要，这样的检测可以为三星堆玉石器的成分、年代等重要信息提供数据，方便对三星堆玉石器的溯源问题提供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