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岩说，“督理，文献记载古代铸币、兴修水利工程等都会设置这样一个官职。”当“永昌督理之印”发现以后，不仅证明了“永昌大元帅”金印的真伪，也让“永昌”二字的含义得以明确，“如果仅在金印上刻上吉语还能说得过去，但几乎不会有政权把吉语刻在不同等级的印章上，所以这只能再次说明永昌在这里是作为年号使用。它的发现，也让明末战争史的细节变得更加丰满，因为从来没有史料记载李自成和张献忠这两位更多是敌对关系的农民军领袖，在某一个特殊的时刻还进行过合作以达到各自的战略目的。因此，它的出现对于研究张献忠、李自成两支农民军关系乃至明末清初的历史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有意思的是，两枚世子金印和“永昌大元帅”金印相比，显得更加大气庄重，所刻文字也更加精致。两相对比，可见皇家贵胄和农民起义军家底的天壤之别。
同类文物集中发现 勾勒江口大战的烽火硝烟
对考古人员而言，此次考古发掘的另一枚“钦赐崇德书院”铜印也极具价值。经过清理的铜印表面鎏金，呈长方形印台，龟形印钮，印面篆书“钦赐崇德书院”六字。
钦赐崇德书院铜印据介绍，“崇德书院”为明代吉王所建，是王府内讲学、刻书的重要场所。吉府“崇德书院”本图书，无论校勘、版刻、用纸皆为当时翘楚，亦为后世所重，历来被视为珍本。这枚吉府书院印，将是研究明代文化教育的珍贵实物史料。
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个现象，越往上游开展工作，文物愈发呈现集中分布的趋势。“比如第一年发掘的区域发现的金册最多，两枚世子金印发现的位置也相距不远，今年还在同一区域发现了大量银锭和兵器。”刘志岩介绍。
这些银锭有近600枚之多，发掘时每每需要身材健硕的男子合力才能抬回。仔细辨认，可以看到税银上刻有金堂、大邑、简阳、安岳、洪雅、丹棱等字样，可见主要是张献忠大西政权的税银。据此，几乎可以勾勒出张献忠当年在成都的实控范围。此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了铸成圆形的银饼，应为张献忠部的铸银原料。而它们集中出现在江口江底的同一区域，考古人员推测它们可能曾在船上分不同的类别集中放置，后在江口之战中一同沉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