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律层面再次保障非婚生子女和未婚先孕群体权益
杜伟介绍，《民法典》第1071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应当负担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的抚养费。《民法典》第1127条规定，非婚生子女在继承时与婚生子女的权利、义务完全相同。
“所谓的非婚生子女，是指没有婚姻关系的男女所生的子女，包括未婚男女双方所生的子女，已婚男女与婚外第三人所生子女。对于无效婚姻或者被撤销婚姻的当事人所生的子女，有的国家将其视为非婚生子女，有的国家则基于保护子女权益的需要视为婚生子女。”杜伟表示，非婚生子女身份的确认问题是保护其合法权益的关键，而确认其身份最有效的途径便是生育登记。
对此，徐成雪表示认同：“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让非婚生子女也能进行有效登记，体现了法律对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的一视同仁，从法律层面再次明确了非婚生子女不受限制歧视，进一步保护了非婚生子女这一群体的权益，体现了《民法典》‘以人为本’的法治精神。”徐成雪告诉记者，新《办法》并没有在法律层面上实质改变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和非婚生子女权利，而是以更加宽容开放的态度来面对日益多元的社会现象，彰显了与时俱进的法治精神。
此外，四川泽珲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刘海燕表示，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对妇女权利的保护也具有重要意义。“《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生育权作为人格权，是作为人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之一，是无法也不应被剥夺的权利。新《办法》不再将结婚作为限制性条件，从本质上体现了对妇女生育自由意愿的尊重，从思想上免除了她们的后顾之忧，从而进一步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这点也在官方的解释中得到了印证。”刘海燕认为，这项改动是法治精神的集中体现，更是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
“总的来看，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有利于保障《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落地实施，保障非婚生子女和未婚先孕群体的合法权益，本质上是尊重婚姻自由、生育自由的，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不必过度担心。”四川广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何源说。
问题2如何看待生育数量限制取消等改动？
降低公共服务门槛，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
值得关注的是，新《办法》取消了办理生育登记时生育数量的限制，办理生育登记的情形从“夫妻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夫妻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变更为“凡生育子女的公民，均应办理生育登记”。
“这些改动正是服务型政府服务属性的重要体现。让‘超生’的孩子也能办理生育登记，并且享受到平等的生育服务，这充分体现了新《办法》的包容性、机会平等、福利普惠，更加尊重生育决策的自主性和生育状态的多样性，以政策的包容体现出生育友好的社会价值取向。”刘海燕认为。
同时，新《办法》还简化了生育登记要求、增加了信息共享要求。具体表现为，网上办理生育登记时，可通过相关信息系统调取身份证或有效证件电子证照的，不再上传身份证明材料；新增“婚育一件事”一次办、生育登记信息共享、电子证照共享等内容。
在刘海燕看来，这一系列举措充分体现了“高效便民”的原则。刘海燕说：“高效便民原则可以理解为合法行政原则的延伸，相关部门积极履行法定职责，提高工作效率，提供优质服务，登记程序简便化、电子化，数据库实现互联互通，避免信息重复采集，所要求的材料也进一步地减少。多部门联合作业，实现‘婚育一件事’一次办，减少民众登记成本，多个事项联办轻松解决，让群众少跑腿，最大程度地便民利民，这都有助于降低公共服务的门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