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历史的机遇

  《意见》可谓是西部大开发20年来,党中央国务院支持西部大开发的升级版和增强版

  “支持重庆、四川、陕西发挥综合优势,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和开发开放枢纽”“鼓励重庆、成都、西安等加快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提高昆明等省会(首府)城市面向毗邻国家的次区域合作支撑能力”“研究按程序设立成都国际铁路港经济开发区”……

  《意见》对四川着笔颇多。其中,最显著的莫过于支持四川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和开发开放枢纽。

  “更高的目标,更丰富的内涵。”在省实施西部大开发办公室相关负责人看来,《意见》7方面36条,内涵更加丰富,且首次引入高质量发展目标。

  省政协原副主席解洪认为,《意见》可谓是西部大开发20年来,党中央国务院支持西部大开发的升级版和增强版。

  开放是最大的机遇。从区位来看,四川不沿边不临海,而改革开放前期的重心是沿海地区,但随着航空业和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借助“一带一路”建设东风,为四川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提供基础。

  在此背景下,加上自身基础设施的夯实,四川逐步从西部内陆跃升为对外开放前沿,《意见》明确,支持四川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和开发开放枢纽,一方面提升了四川在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同时,通过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必然倒逼改革深入,比如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营商环境的改善,进而推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升级。

  机遇也存在于国家将继续加大对西部的政策支持力度,继续布局和推动实施一大批重大基础设施和产业项目。

  “加快川藏铁路、沿江高铁、渝昆高铁、西(宁)成(都)铁路等重大工程规划建设”“在西部地区打造若干产业转移示范区”“对向西部地区梯度转移企业,按原所在地区已取得的海关信用等级实施监督”……这些对于四川来说,也是重大机遇。

  “《意见》支持四川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对四川从腹地变为前沿,形成全新的开放格局,孕育着巨大机会。”关于机遇,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毛中根看得非常细。毛中根还注意到,《意见》明确,支持在西部地区建设无水港。“这对四川这种内陆省来说,是非常好的加强开放竞争力的机会。”

  《意见》提出研究按程序设立成都国际铁路港经济开发区。在毛中根看来,这是国家给四川的一个礼物,对四川对外开放而言是非常大的机遇。

  也有挑战。解洪认为,开放是一场深刻的变革,令人鼓舞,但实施的过程,注定充满挑战。深入推进全面开放,带来新理念、新技术、新竞争,必然对原有的心态、理念、机制构成冲击,需要我们转变路径依赖,主动适应,这个过程是很艰难的。

  B

  国家的重托

  面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基础更牢、实力更强的四川将为国家承担更大责任

  时机,是解洪特别关注的一个点。

  《意见》发布前夕,我国经济一季度成绩单出炉——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运行造成了较大影响。当前,世界疫情还在扩散蔓延。受疫情冲击,世界经济全面下行,不确定因素陡增;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也受到严重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地域辽阔、发展阶段相对滞后的西部地区,具备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回旋余地;同时,经过20年的发展,西部基础设施得到夯实,发展环境不断改善,具备了高质量发展基础条件,因此被国家寄予厚望。

  省社科院党委书记李后强观察到,西部大开发前10年的政策主要是大力推进“主导化、主体化、国际化、工业化、城镇化、生态化”。其中,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外开放政策、科技政策、教育政策和产业政策发挥作用较大,使得西部经济呈现出良好的增长势头,并形成东西互动格局;2010年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明确提出“以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为主线,以改善民生为核心,以科技进步和人才开发为支撑”,在财政、税收、投资等10个方面出台了新的优惠政策。

  经过20年的发展蓄积,西部地区不仅经济社会得到长足进步,同时为未来发展蓄积持久动力和基础,为下一步发挥更大作用蓄积动能。这也是当前《意见》出炉的重要背景。

  省社科院原副院长、研究员盛毅持同样观点。在他看来,西部大开发第一个10年,是包括四川在内的整个西部加大力度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扭转生态恶化趋势等“打基础”的10年;第二个10年,是西部地区逐渐培育各自内生动力、建设小康社会的10年,是“练内功”的10年。

  以四川为例,2000年,四川GDP总量只有4000多亿元,但到2019年,这一数字突破4.6万亿元大关,增长10倍以上。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基础更牢、实力更强的四川将担负起更大责任:不仅推动自身发展,还要为全国经济发展贡献更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