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好基层治理“金钥匙” 开启城乡群众“幸福门”

　　“做好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改革‘后半篇’文章，稳步推进村级建制调整改革”“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建设”……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城乡基层治理的内容着墨不少。如何将制度优势加快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走好基层善治之路，成为代表委员连日来热议的话题之一。

代表发言

　　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

　　做好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改革“后半篇”文章

　　2019年12月，雅安市乡级行政区总数由原来的143个调整到96个。讨论中，代表委员们认为，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势在必行，这对于解决雅安市乡镇“数量多、规模小、密度大、实力弱”的问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调整之后，可以更好地集中公共资源，提高服务效能，降低运行成本，促进经济发展。

　　冉雨代表对此深有感触：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基础，推进和深化基层治理，必须要建成基层治理模式。在她看来，乡镇行政区划及村组建制调整后，重点抓好基层党组织建设，配齐配强支部班子，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让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坚强堡垒。

　　如何做好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改革的“后半篇”文章？代表委员们从强化乡镇党委领导核心作用、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做大特色产业等多个方面进行思考。

　　李佐洪委员认为，当前，基层治理任务面临严峻挑战，各部门、乡（镇）要切实履职，把压力传导下去、把责任担负起来，杜绝“压”而不“实”。

　　吕刚代表认为，各级人大应在村级建制改革中，进一步发挥对相关选举工作的指导、监督作用，更好助力基层选好配强力量，进而为基层下一步的发展提供更好助力。

　　“城乡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情况复杂、涉及面广，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机构，难以解决目前基层治理中存在的职能分散、条块分割、边界不清等问题。”在郑荣杰代表看来，可将县（区）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委员会设置为实体机构，一方面有利于发挥党建核心引领作用，另一方面有利于整合和凝聚各个方面的资源和力量，解决由于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导致的资源分散、效率不高等问题。

　　强化源头管理

　　将矛盾及时化解在基层

　　基层事务纷繁复杂。加之疫情防控任务重，如何实现“找得到、管得住、服务好”，是摆在基层工作人员面前的一道难题。

　　复工复产期间，由于房屋出租合同违约产生的纠纷凸显。“许多租客希望减免租金，但房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没有轻易答应，双方就产生了纠纷。还有企业、工厂延期复工带来各类合同纠纷，已经引起基层民警的高度关注。”鲁琼代表坦言，这类纠纷往往涉及法律、政策层面，但基层人力有限，需要创新治理手段来助推问题的解决。

　　这一想法和冯川江代表的观点不谋而合。冯川江建议，在加强法院“诉调委员会”工作基础上，法院可全面指导基层调解组织工作，可参与建设化解矛盾和促进社会治理的基层法官联系队伍。同时政府要加大政策、资金扶持力度，通过多渠道多方式建立基层法律服务平台，让案件发现在源头，及时化解在基层。”  

　　在秦明文代表看来，为更好助力法治社会建设，可结合“诉源治理”中的思路，进一步充分发挥各级调解组织，以及乡镇村组、街道社区的作用，深化加强对各类矛盾纠纷的源头排查和纾解，进而用最低成本将矛盾纠纷化解于萌芽状态。

　　提升治理能力

　　法治保障、科技支撑一个都不能少

　　如何提升城乡基层治理能力？代表们一致认为，不论是法治保障、权力监督，还是提升群众自治能力、加强科技支撑，一个都不能少。

　　要抓住治理的“牛鼻子”。苏朝军代表认为：“民族地区要推进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和能力创新，不断强化法治基础，纵深推进乡村治理。”

　　基层不牢，地动山摇。城乡基层治理好坏，直接关系着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成败。“探索大数据助力现代化治理模式，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建设。”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上，何玉平代表特别在此做了标记。事实上，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等现代智慧治理的优势，已经得到充分显现。

　　“优势凸显，硬件必须跟上。”王颖杰代表口中的硬件指的是通信基础设施。当通信基站密度加大，在住宅小区附近建设时，不少群众对基站产生了疑虑。其实大家对于移动通信基站所带来的电磁辐射认识还有一定的误区。”王颖杰代表认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以及通信营运商可多开展移动通信基站电磁波科普宣传，让市民认识电磁波，了解环境电磁辐射，消除辐射恐惧心理。

　　当前，城乡基层智慧治理普遍存在制度供给不足、智慧化建设缺乏法律规范和技术标准等问题，特别是缺乏智慧治理立法、数据安全以及隐私权保护等法律法规，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乡基层智慧治理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为此， 张孝峰代表提出必须健全城乡基层智慧治理制度体系，以“制”激发城乡基层智慧治理效能。一方面，建立灵活的城乡基层智慧治理体制机制，形成党政部门、社会组织、公众等治理主体积极参与的多元共治网络，实现协同共治；另一方面，加快形成并完善有关智能治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以法治保障城乡基层智慧治理的有序实施。